非常道-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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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仅仅因为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指导工作。该单位领导向他汇报敌情时信誓旦旦道：“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曾拍案而起曰：“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于是，该领导只好乖乖地将自己划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轻的朱学渊在北京“上访”，天天在“八大学院”闲逛。有一天“清华井冈山”斗王光美，他和几个朋友去看热闹，见到她被红卫兵拉成“喷气式”，颈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联成的“项链”；陪斗的有罗瑞卿将军，是用箩兜抬出来的，他跳楼把腿跳断了。在地质学院他还见过彭德怀，彭刚从四川被揪回来。30多年后，朱学渊在美国做物理学教授，回忆说，彭德怀那倔强的面容，还留在他的记忆中。不知道是出自何种直觉，他很同情彭德怀和罗瑞卿。
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他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当他离开人世之时，广播里正狂热地播放着他的歌，欢送青年学生们“上山下乡”：“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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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
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此时马已84岁，他不久后即死去。
“文革”期间，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为1928年被捕过，从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然被其亲儿子揭发，为此他又增加了一项罪名和惩罚，规定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洪秋声是字画裱褙专家，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在“文革”中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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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志第二十八
蒋光赤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发牢骚，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
露是天食 饮露充饥
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向洪秀全报告国事的困难，说曾国藩的军队已经逼近，洪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快要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百姓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请客送礼是官场通例，或称“陋规”，曾国藩也曾为此辩护，以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李莼客也因此抱怨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以至于“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慈禧发动戊戍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遭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体西方列强的反对，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想把光绪彻底废掉。徐桐、崇绮、启秀三人想借机“邀宠于太后”，并自比伊尹、周公，他们拟好的废帝诏书却被荣禄烧毁了，荣进宫哭陈慈禧说：“各国都认为皇上是明主，非臣口辩所能解释。”再三恳请太后不要贸然行事。
张之洞长子落水殒命，张为此痛悼万分，至于时时涕泣，梁鼎芬写信劝说：“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为了替张之洞解忧，梁请康有为等人到总督衙门来陪张之洞谈学说禅，“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西宾相对，可以释忧。”
章太炎在上海时，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来往，以在孙家时为多。太炎能独自雇人力车往孙家，但对自住的里弄地名却记不清楚。因此由孙家回来时，必由人陪送。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坐到车上即令拉车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辆车时，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车工人在半路上问往哪里，章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章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转圈子。
蒋光赤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发牢骚，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
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命令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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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蒋介石卖了一回
大革命后，于右任是主张“汪蒋合作”最力的一个人，故很得蒋介石的重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简直是于右任当家。但很快胡汉民就把于赶下了台。于常住上海，不时还去南京。左右劝说：“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于答：“我有我的办法。”左右更说：“你有什么办法，就是到头来叹一口气说，又被蒋介石卖了一回。”
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七个半月之后，终获自由，而遗恨不尽，对蒋绝不原谅。他对吴鼎昌说：“我在南京给他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林森去世后，风传吴稚晖将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吴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吴又说：“我这个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我看到有些亚非国家的公使、大使，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像演戏一样，会禁不住笑出来的，那样不免有失国体。所以这差使最好让更适宜的人去当。”
金岳霖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是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他的人力车夫王喜，王说：“我不知道。”金说：“你有没有听见人说过？”王喜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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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哉，我苦哉
鲁迅去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满意儿子的不能任事，她后来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老太太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到临汾。他和第二战区的行营政治处住在同一个小村里。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处的秘书主任刘岱峰，当时有决死十总队的队长武玉山跑过来报告工作，说他在部队中建立起军队不许扰害老百姓，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等新办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产党员）插话说：“好，这是八路军的办法。”阎锡山听了说：“什么八路军的，一切办法都是造化的，谁用就是谁的。”
在延安，张景秋担任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终日忙忙碌碌，笑逐颜开。有一次，王实味一本正经地对张景秋说：“张景秋，我看见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张非常气愤，又觉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后来写了一首诗《笑》贴在自己的炕头：我从只能哭的地方来，现在要放声笑了！这笑声有人不喜欢，明天我还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长虹很重视培养文学人才。他曾发现了曾克，除写文章褒奖外，还要去看看曾克。当时曾在私立重庆复旦中学教书，他去了，把一张纸条交给校工，自己在门口等，曾克来到校门口，大声喊：“哪位是高老师？”他不答应，却拿出一张报纸交给曾克，正是刊登他写曾克文章的报纸，报头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我约你谈一谈，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庆的某签名场合上，他恍惚起来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訏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胡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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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