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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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册子？”我问。
“小册子？”
“介绍百科事典的。”
“噢，”他有点恍惚地说，“现在没带，想看？”
“想看。单纯出于好奇心。”
“那，寄到你家去好了。住址可以告诉我？”
我从手册上撕下一页，写下住址给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为四折，放进名片夹内。
“事典相当可观。不是自己卖才这么说，的确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尔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几页，足可解闷。”
“几年以后买说不清，但手头宽裕了或许会买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竞选宣传画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平安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即使现在，怕也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我想。
5
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倘若再一次在外场追球时一头撞在篮球架子上，再一次头枕手套在葡萄架下苏醒过来的话，这回我到底会说出怎样的话呢？或许我将这样说：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想到这点是在山手线的电气列车里。我站在车门前，把车票像怕丢失似的紧紧攥在手里，隔窗望着外面的景致。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为黯然神伤。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
我就是这样遇上了不少中国人。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东京——甚至东京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线的车厢里也突然开始失却其现实性，其景物开始在车窗外急速崩溃。我手攥车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过程。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就这样失去，我们怀有的理想迟早将这样云消雾散，犹如那原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点突然杳无踪影。
谬误……所谓谬误，或许正如那个中国女大学生说的那样（抑或如精神分析医生说的那样），归根结蒂乃是一种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谬误正是我本身你本身。这样，便哪里都没有出口。
尽管如此，我仍要把往日作为忠实的外场棒球手的些许自豪藏在旅行箱内，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
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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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的小船
穷婶母的故事
穷婶母的故事
1
事情发端于七月间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委实令人心旷神怡的周日午后。就连草坪上揉成一团扔着的巧克力包装纸，在这七月王国里都如湖底的水晶一般自命不凡地闪烁其辉。温情脉脉的不透明的光之花粉以腼腆的情态缓缓飘向地面。
散步回来的路上，我坐在绘画馆前面的广场上，和女友一起呆愣愣地抬头看着独角兽铜像。梅雨初霁，凉爽的风摇颤着绿叶，在浅水池上划起细小的波纹。澄澈的水底沉有几个生锈的可乐罐，令人想起在遥远的往昔被弃置的城镇废墟。身穿统一球服的几伙业余棒球队员、狗、自行车以及身穿休闲短裤的外国小伙子从坐在池边的我们面前穿过。从不知是谁放在草坪上的收音机里低声传出音乐，仿佛砂糖放多了的甜腻腻的流行歌曲随风而来，唱的是已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太阳光被我的双臂静静地吮吸进去。
就在这样的午后，穷婶母俘获了我的心。原因我不晓得。周围连穷婶母的身影都没有，然而她还是出现在我的心中——在仅仅几百分之一秒里——把她凉瓦瓦的不可思议的肌肤感触永远留了下来。
穷婶母？
我再次环顾四周，仰望夏日天空。话语如风、如透明的弹道一般被吸入周日午后的天光中。起始每每如此，此一瞬间无所不有，下一瞬间无所不失。
“想就穷婶母写点什么。”我试着对女友说了一句。
“穷婶母？”她显得有点吃惊。她把“穷婶母”三个字放在小手心里转动几下，费解似的耸耸肩，“怎么提起穷婶母来了？”
怎么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犹如小小的云影倏忽掠过我的心间，如此而已。
“一下子想起罢了，不知不觉地。”
为了搜寻词句，我们沉默了良久。惟独地球自转的声音接通着我和她的心。
“你要写穷婶母的故事？”
“嗯，我要写穷婶母的故事。”
“那样的故事，恐怕谁都不想读。”
“或许。”我说。
“那也要写？”
“没办法的。”我辩解道，“解释倒是解释不好……也许的确是我拉开了错误的抽屉。但归根结蒂，拉开抽屉的是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默然微笑。我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点燃。
“那么，”她说，“你亲戚中有穷婶母？”
“没有。”
“我亲戚里倒有一个穷婶母，真真正正的穷婶母，还一起生活过几年。”
“唔。”
“可我不想就她写什么，写什么写！”
收音机开始播放另一支歌，唱的大约是世上充满必然失去的爱和可能失去的爱。
“你又压根儿没有什么穷婶母，”她继续道，“却想就穷婶母写什么。不觉得是在突发奇想？”
我点点头。“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约略偏了偏头，没有回答。她依然脸朝后面，纤细的指尖在水中久久地划来划去，就好像我的询问顺着她的指尖被吸入水底的废墟中一样。我询问的印痕肯定如打磨光滑的金属片一样闪闪地沉入池底，并向周围的可乐罐继续发出同样的询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许久，她才孤零零地冒出这么一句。
我手托下巴，叼着烟，再次仰望独角兽。两头独角兽面对被冷落的时间河流，急不可耐似的扬起四只前蹄。
“我所知道的，只是人不可能头顶瓷盆仰面看天。”她说，“我是说你。”
“不能再说具体点？”
她把浸在水中的手指在衬衫底襟上擦了几下，转向我说：“我觉得你现在对什么都无可奈何，无论什么。”
我叹了口气。
“抱歉。”
“哪里，没什么的。”我说，“的确，现在的我连便宜的枕头都奈何不得。”
她再次微微一笑：“何况你连个穷婶母也没有。”
是那样的，我连个一穷婶母也没有……
简直成了歌词。
2
或许你的亲戚中也没有穷婶母。果真那样，我和你便拥有了“没有穷婶母”这个同类项。不可思议的同类项，宛如清晨水洼一般的同类项。
不过想必你也在某某人的婚礼上见过穷婶母的形象。就像任何书架上都有一本久未读完的书，任何立柜里都有一件几乎没有沾身的衬衫一般，任何婚礼上都有一个穷婶母。
她几乎不被介绍给谁，几乎没人向她搭话，也没人请她致辞，只是如同旧奶瓶一般端坐在餐桌前。她小声细气地喝着清嫩鸡汤，用鱼叉吃着色拉，扁豆差点儿没有舀起，吃最后一道冰淇淋时仿佛意犹未尽。至于她赠送的礼品，运气好应该被塞进壁橱深处，运气不好则很可能在搬家时连同沾满灰尘的保龄球奖杯一起被一扔了之。
偶尔掏出的婚礼相册上也有她出现在上面，但其形象总有点令人不安，犹如还算完好的溺死者尸体。
这儿的女人是谁？喏，第二排戴眼镜的……
啊，没什么的，年轻丈夫答道，一个穷婶母。
她没有姓名，只是穷婶母。如此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说姓名那玩艺儿反正总要消失的。
消失的形式林林总总。第一种形式是与死一同消失。这很简单，“河水枯而鱼死绝”，或“林火焚而鸟烧尽”……我们哀悼它们的死。第二种形式是某一日倏然消失，如一台旧电视机，死后仍有白光在荧屏上恋恋不舍。这也不坏，有点类似迷失方向的印度大象的脚印，但坏确乎不坏。最后一种形式——人没死名字便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但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穷婶母式的失名状态中。在傍晚拥挤不堪的中心车站，自己的目的地、姓名、住所突然从头脑中消失一尽。当然时间极短，五秒或十秒。
也有以下情况：
“你的姓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个人说。
“没关系的，别介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名字。”
他指了好几次自己的喉结：“哎呀，都已经到这里了。”
这种时候，感觉上自己就像被埋在土里面，只有左脚尖探出地面。偶尔有人被绊了一下，随即道歉：哎呀对不起都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失掉的名字到底去哪里呢？在这迷宫一般的城市里，它们继续生存的概率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之中，有的在路上被卡车碾成肉饼，有的仅仅因为没有零钱乘电车而魂断街头，有的连同满口袋的自尊沉入深水河中。
尽管如此，它们之中的几个也还是有可能碰巧活下来而赶到已失名字之城，在那里创办一个与世无争的共同体。的确是小小的、很小很小的小城。入口处想必立有一块这样的牌子：
闲人免进
进入的闲人，自然要受到相应的轻微处罚。
也许那是为我准备的轻微处罚——我的脊背有小小的穷婶母贴了上来。
最初觉察到她的存在是在八月中旬。并非因为什么才觉察到的，只是忽有所感，感到背上有穷婶母。
那决非不快之感。既不太重，耳后又没有呼出的臭气。她只是如漂白过的影子紧贴在我的后背。若非相当注意，别人连她贴着我都看不出。和我住在一起的猫们在开头两三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