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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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的小船
很想让你坐上
去中国的小船，
只坐你我两人，
船儿永借不还……
——旧时歌谣
1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这篇文章将从一可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开始。各种各样的出土文物被贴上标签，区分种类，加以考证。
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我推定是一九五九年或是一九六○年，哪一年都没有错，准确地说，全然没错。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对于我就像是穿同样奇装异服的双胞胎。即使真能穿越时光隧道倒回那个时代，我恐怕也还是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分清孰为一九五九年孰为一九六○年。
尽管如此，我仍在顽强地进行这项作业。竖坑的空间得到扩展，开始有——虽说少得可怜——新文物出土。记忆的残片。
不错，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记得从电视上看过两人的较量。这就是说，去图书馆翻阅旧新闻年鉴的体育栏目即可了然，所有疑问都可迎刃而解。
翌晨，我骑自行车来到附近的区立图书馆。
不知何故，图书馆门旁竟有鸡舍。鸡舍里五只鸡正在吃不知是晚些的早餐还是早些的午餐。天气甚是令人舒畅。我先没进馆，坐在鸡舍旁边的石条上吸烟，边吸烟边不停地看鸡啄食。鸡急切切地啄着鸡食槽，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仿佛早期的快动作新闻纪录片。
吸罢烟，我身上毫无疑问有了什么变化发生。何故不晓得。而在不晓得的时间里，一个同五只鸡仅隔一支烟距离的新的我向我自身提出两个疑问。
一、有什么人会对我遇上第一个中国人的准确日期怀有兴趣呢？
二、阳光充足的阅览室桌子上的旧新闻年鉴同我之间，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种因素吗？
我以为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疑问。我在鸡舍前又吸了支烟，然后跨上自行车告别图书馆和鸡舍。所以，如同天上的飞鸟没有名字一样，我的记忆也不具日期。
诚然，我的大部分记忆都没有日期。我的记忆力极其模糊。由于过于模糊，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说不定是在用这种模糊性向别人证明什么。至于到底证明什么，我却又浑然不知。说到底，准确把握模糊性所证明的东西岂非水中捞月！
怎么说呢，反正我的记忆便是这样的极端不可信赖，或置前或颠倒，或事实与想象错位，有时连自己的眼睛同别人的眼睛也混淆起来了。如此情形甚至已无法称之为记忆。所以，整个小学时代（战后民主主义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个晨昏）我所能确切记起的不外乎两件事，一件是关于中国人的，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个下午进行的棒球比赛。那场比赛中我守中场，第三局弄出了脑震荡。当然并非无缘无故弄成脑震荡的，那天脑震荡的主要原因在于那场比赛我们使用的仅是附近一所高中的运动场的一角——我在开足马力追逐越过中场的飞球时猛地迎头撞在了篮球架子上。
苏醒时已坐在葡萄架底下的长椅上，太阳已经偏西，干燥的运动场上泼洒的水味儿和代替枕头的新皮手套味儿最先钻入我的鼻孔。往下就是倦慵慵的偏头痛。我似乎说了什么，记不得了，身边照料我的朋友后来不大好意思地告诉了我。我大约说了这么一句：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
如今我已不晓得这句话从何而来。大概梦见什么了吧，或者梦见拿着学校供给的面包上楼梯时失脚跌下去也未可知，因为此外别无可从这句话联想到的场面。
即使在时隔二十年的现在，我也不时在脑袋里转动这句话：
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
我把这句话定格在脑海里，开始考虑我这个人的存在和我这个人必须走下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
2
我之所以到位于港街的高地上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校名早已忘了，以下姑且称为中国人小学。称呼可能欠妥，望谅），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模拟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考场分好几处，而我们学校被指定去中国人小学的唯有我自己，什么原因不清楚，估计是某种事务性差错造成的，因为班里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场。
中国人小学？
我逢人就问——无论是谁——中国人小学的情况，但谁都一无所知。若说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小学距我们校区乘电车要用三十分钟。当时的我并非能够独自乘电车去哪里那种类型的孩子，因此对我来说，那里实际上无异于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
两星期后的星期日早上，我以极为黯淡的心情削好一打铅笔，按老师的布置，把饭盒和拖鞋塞进塑料袋。那是个秋天里有点偏热的晴朗的星期天，母亲却给我穿上厚厚的毛衣。我独自坐上电车，一直站在窗前留意外面的景物，以免坐过站。
不用看准考证后面印的路线图就很快晓得中国人小学在哪里了——只要尾随书包里鼓鼓地装着饭盒和拖鞋的一帮小学生即可。很陡的坡路上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那情形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只是默默走路，没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没有人扯低年级同学的帽子。他们的阵势使我想起某种不均衡的永久性运动。爬坡当中，厚毛衣下汗一直出个不停。
出乎我朦胧的预想，中国人小学外表上与我们小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等两个星期来在我脑海中随意膨胀的图像根本无处可寻。穿过别致的铁门，一条花草簇拥的石板路画着舒缓的弧线长长地伸展开去。主楼门正面，清冽的池水光闪闪地反射着早上九点的太阳。沿校舍树木成行，每棵树上都挂着一块中文解说板，有的字我认得，有的不认得。主楼门对面是被校舍环绕的运动场，状如天井。每个角落分别有某某人的胸像、气象观测用的小白箱、单双杠等。
进得楼门，我按规定脱鞋，走入规定的教室。明亮的教室里排列着正好四十张开启式小桌，每张桌上用透明胶粘着写有准考证号码的纸片。我的位置在靠窗一排的最前边，就是说这教室里我的号数最小。
黑板崭新，墨绿色，讲桌上放着粉笔盒和花瓶，花瓶里插一支白菊。一切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墙上的软木板没贴图画没贴作文。或许是故意取下的，以免干扰我们考生。我坐在椅子上，把笔盒和垫板摆好，托腮闭起眼睛。
过了约十五分钟，腋下夹着试卷的监考官走进教室。监考官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左手拄一根手杖，手杖是樱木做的，很粗糙，颇像登山口土特产商店卖的那种。由于他跛的方式显得甚为自然，以致唯独手杖的粗糙格外显眼。四十名小学生一看见监考官——或者不如说一看见试卷，顿时鸦雀无声。
监考官走上讲台，先把试卷放于桌面，继而“橐”一声把手杖靠在一旁。确认所有座位无一空缺之后，他咳嗽一声，瞥了一眼手表。接着，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地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板。
沉默。
每个人的沉默持续了大约十五秒。紧张的小学生大气也不敢出地盯视着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他身穿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让人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他摘掉眼镜，用手帕慢慢擦拭两侧镜片，重新戴回。
“本人负责监督这场考试。”本人，他说，“试卷发下以后，请扣在桌上别动。等我说好了，再翻过来答题。差十分到时间时我说最后十分钟，那时请再检查一遍有没有无谓的差错。我再说一声好了，就彻底结束，就要把试卷扣在桌上，双手置于膝盖。听明白了么？”
沉默。
“千万别忘记先把名字和准考号写上。”
沉默。
他又看一次表。
“下面还有十分钟时间。这个时间我想给大家讲几句话，请把心情放松下来。”
几声“吁——”泄露出来。
“我是在这所小学任教的中国老师。”
是的，我就这样遇上了最初一个中国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这也难怪，毕竟那以前我一次也没遇到中国人。
“这间教室里，”他继续道，“平时有和大家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像大家一样刻苦学习……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
沉默。
“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
沉默。
“比如可以这样想：假定你们小学里有很多中国孩子来参加考试，就像大家坐在这里一样，由中国孩子坐在你们书桌前。请大家这样设想一下。”
假设。
“设想星期一早上，大家走进这所小学，坐在座位上。结果怎么样呢？桌面到处乱写乱画满是伤痕，椅子上粘着口香糖，桌子里拖鞋不见了一只——对此你们会有何感觉呢？”
沉默。
“例如你，”他实际指着我，因我的准考号最小，“会高兴吗？”
大家都看我。
我满脸通红，慌忙摇头。
“能尊敬中国人吗？”
我再次摇头。
“所以，”他重新脸朝正面，大家的眼睛也终于看回讲桌，“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明白了么？”
沉默。
“中国学生可是会好好回答的。”
明白了，四十个学生答道。不，三十九个。我口都没张开。
“注意：抬起头，挺起胸！”
我们抬起头，挺起胸。
“并怀有自豪感！”
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今天早已忘了。我能想起的，唯有坡路上行走的小学生和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
那以后过去了六七年——高三那年秋天，一个同样令人心情舒坦的星期日下午，我和班上一个女孩走在同一条坡路上。我正恋着她，至于她对我怎么看则不晓得，总之那是我们的初次约会，两人一起走在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进坡梅正中间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在那里我向她讲起那所中国人小学。听我讲完，她嗤嗤地笑了起来。
“真是巧啊，”她说，“我也同一天在同一考场考试来着。”
“不会吧？”
“真的。”她任凭冰淇淋滴在咖啡杯薄薄的边口，“不过好像教室不同，没有那样的演讲。”
她拿起咖啡匙，往杯里定定地看着，搅拌了几次咖啡。
“监考老师是中国人？”
她摇头道：“记不得了。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没有乱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