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当律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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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故事和见解，我都觉得有点“意思”，因此专门将其单独辟出一个题目来表
述。
1998年初的一天，蔡世新开着他的“宝马”牌轿车去律师行上班，刚把车停好，
就见远处开来一辆黑色加长“林肯”牌轿车。在加拿大，尽管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
辆汽车，人均汽车拥有量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但是能坐得起加长“林肯”牌
轿车的人并不很多。名牌豪华轿车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林肯”车在律师行门前缓缓停下，一个保镖先下车打开车门，蔡世新原以为
来了什么大人物，出乎他意料的是，从车上下来的竟是他的老板皮特·海登。
蔡世新知道，海登平时都是自己开一辆瑞典“富豪”牌轿车上下班，今天怎么
换了车，还用上了保镖？
正疑惑间，只见海登下车以后，向车上的一个人摆摆手，“林肯”便悄无声地
开走了。蔡世新恍然大悟，海登今天是搭了别人的顺风车。
蔡世新和海登开玩笑：“皮特，今天怎么这样风光，有这么豪华的林肯车送你
上班？”
海登笑道：“我的同学是安大略省高级法院大法官，他找我有事，顺便带我一
下。”
“大法官上下班还有专车接送啊？”蔡世新到加拿大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这个情
况。
“是啊。”海登说，“省里大法官的待遇和省长是一样的，有专车，还有保镖。
年薪也一样。”
“那么联邦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联邦政府总理的待遇也是一样的喽？”
“是的。美国也是这样。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总统一样，年薪25万美元
；加拿大联邦法院首席法官和总理一样，年薪25万加元。”
“为什么法官的待遇这么高？”
“法官的待遇高了，才能够保证司法的公正。首先他不会因为挣钱少不够花而
接受贿赂；其次，他不会因为某种人情关系犯错误，把这么好的待遇丢掉了。那样
太不值得。”
蔡世新觉得海登说的有道理。
后来他听说，加拿大有人专门研究过公正和受贿的问题。结论是：人的天性是
有公正心的，但同时又很容易产生偏私。比如，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民族的任何
人，当他看到一个大汉欺负一个小孩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同情弱者，认为
那个大汉欺负小孩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有人给他一点好处，贿赂他，或是某个亲戚
找他求情，或是某个官员给他施加压力，他可能就不一定站在同情弱者的立场上了。
如若他是一个法官，就会影响到审判的公正。加拿大现在很少有贿赂法官这种情况
了，而在没有建立和健全现行法制体系之前，贿赂法官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当然，”蔡世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法官也是人，要求他对任何事情都
没有倾向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那种天然的倾向性总
不会偏离法律太远，而且会得到自动调整。减少了法官受贿的可能性，违反公正的
几率就小多了。”
“怎样做到司法公正，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的情况，应
该做哪些改进？”我问。
他说：“现在，中国的立法权在全国人大，行政权在国务院，司法权在最高法
院，只是最高法院的权力还不够大，而且体制也不顺。其实应该把法院搞成一个独
立的系统，直接归中央领导。人事任免和经费预算都是独立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法
院直接从中央政府获得经费，不与地方政府发生横向联系，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干
扰。司法公正也会得到充分保证。”
我觉得蔡世新的这个的想法很好。就附和道：“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专门分
工一人负责司法工作，等于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那
里了。党可以领导人大，领导政府，领导法院，但政府不能领导法院，就像政府不
能领导人大一样。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组织上把法院的地位提高，比在口头上
喊普法教育、加强法治、惩治腐败要有效得多。”
“法官的素质也要提高。”蔡世新补充道，“加拿大的法官是终身制，衣食无
忧。当然法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上的，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要有严格的选拔制度。
在加拿大，法官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受尊敬程度要超过政府官员。在加拿大的任何
场合，对法官讲话，第一句都是‘尊敬的法官先生’。如果是对总理致词，不用加
‘尊敬的’，称‘总理先生’就行了。美国也是这样。我们在电影里经常可以看到，
如果是女法官，就称‘法官大人’。在西方国家，政客的形象不如法官好，政客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法官是终身制。政客常干一些肮脏的事情，这些肮脏的事情谁
来管呢？法官。西方国家的法官，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少他不受政客的影响。”
我希望中国的法官也有权力至高无上的那一天。到那时，才会真正做到“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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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中国人不喜欢排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上公共汽车要抢，上火车要抢……
这些还都可以理解，中国人太多，汽车上火车上的座位少，不抢就可能没有座位。
但是就是人人有份的事情，他也要抢。比如乘飞机，那是绝对要对号入座的，不可
能因为谁迟到一步就没了座位。恰恰相反，谁要是迟到了，飞机时常还会等等他。
可是许多中国人偏偏会在这类问题上表现得“勇往直前”。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
也是这样。
有一次，蔡世新在温哥华乘中国“国航”的飞机，就亲眼看到了让他非常难堪
的一幕。其他的航班，乘客大都是外国人，人家显得十分有教养，有风度，从办理
乘机手续到登机，上百的乘客，井然有序，没有一个人争抢。轮到中国“国航”，
中国的乘客就不一样了。
机场广播室先用英语广播：各位乘客，1 点45分，去北京的911 次航班就要起
飞了，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请按顺序在1 至20号办理。这时，懂点英语的中国
乘客开始出现骚动。接着是用汉语广播。立刻，几乎所有的中国乘客都哗地一下拥
了过去，像打冲锋一般。一群外国人都用惊奇和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蔡世新作为
华人，感到脸上热辣辣的。
一个加拿大人打量着蔡世新，问：“你怎么不抢？”
蔡世新说：“我不用抢，不急，反正有我的座位。”
那个加拿大人大概觉得他有点“与众不同”，就和他探讨：“中国人到哪里都
不喜欢按秩序排队，这是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蔡世新以前曾和他的老板海登先生探讨过，结论是：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是法律上的。
蔡世新那次问海登：“你们欧美人总是按次序排队，没有插队的，为什么？”
海登说：“在英国，200 年前曾经有个法院判例。当时闹饥荒，大家排队去领
面包，一个人因为要插队，排队的人一怒之下把他打死了。后来法庭在审理这个案
件的时候，法官判定打死人的那些人无罪。法官的理由是，如果判定打死人的人有
罪，那么，就会助长社会上不排队的不良风气。因为有了这个判例，所以英美法国
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排队，不然被人打死白死。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以后，我们也
都知道，即使发生饥荒，也不能去乱插队。所有的父母亲在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告知他们乱插队的危险性。”
蔡世新明白了，为什么外国人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不敢闯红灯。他们有一
种法律的连续性，同时养成了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的文明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多少年来，中国几乎一直是处
于人治的社会状态之中，人们很少有法律意识，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拉关系，
而不是求助于法律。即使是到法院打官司，也要托人到法院里去找关系。过去人们
企盼的是“明君”，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包青天”津津乐道，企盼身边出现包
大人那样的“清官”，而不是企盼健全的法制系统。
由于没有法律的连续性，就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为的胡折腾。毛泽东对新中国的
建立有重大贡献，但是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方面却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
就是一个破坏法制建设的极其突出的例子。中国到现在才开始重视法制建设，这也
是邓小平在吃尽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苦头之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中国
的历史很长，但法治的历史很短。在短时间内，人们很难适应那些法制的东西，也
很难一下子改变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惯。而政策和法令又缺乏连续性，“朝令夕改”
的情况时有发生，更加让人们无所适从。
蔡世新跟海登探讨后发现，英美国家的人排队有序，而中国无序，也跟人的心
理和情绪有关。英美国家在100 年来战争不是很多，只有两次世界大战，社会相对
稳定。而中国，战事不断，政治运动不断，自然灾害不断。这就影响到人的心理和
情绪，造成人心浮躁，总觉得排在后面不保险。如果社会制度稳定，物资供应充足，
不去争抢也有份，他就不用着急。
当然，蔡世新是没有必要把他和海登探讨的这一切告诉温哥华机场那个加拿大
人的。
在北京的赛特饭店，蔡世新向我谈起这些看法时，我又补充了一点，那就是中
国人太多。人多了，没有座位，甚至不挤你就上不去车；人多了，车票数量有限，
不挤你就买不到票；还有很多事，不挤就没你的份，因此只有去挤。外国人在中国
呆得时间长了，也得去挤。
但蔡世新认为，主要还是个法制的问题。他说，单从人多方面讲，日本的人口
密集程度比中国还厉害，但是日本人排队就不像中国人那么没秩序，排队都老老实
实的。
我说，日本人多，他坐车的时候车也多，不像中国这趟车上不去，下趟车不知
什么时候才能来。
蔡世新说，都说加拿大人口少，但是在公园里搞展览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的，
排队仍然很有秩序。
不过最后蔡世新还是承认：“你讲的也对，中国除了我前面讲的那两点，再加
上人多，人心浮躁，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所以在温哥华机场的那天，没什么人，
他还是挤，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形成了一种惯势。”
事也凑巧，就在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一节文字的时候，我家乡辽东某小城发生
了一件中国人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正好印证了蔡世新的中国的“政策和法令缺乏连
续性”的观点。
该市教育委员会与市国税局、市地税局于1998年10月20日联合发布了一个“红
头”文件——《关于校办企业1997年度年检情况的通报》。文件说，根据市教委1998
年某某号文件规定，市教育、税务部门对1997年度校办企业进行了年检，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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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丹]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四、科学研究)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