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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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此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凭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倒。幸而这老树根深柢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己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达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
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力，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说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习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干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
八
社会有它本身内在必然的发展。中国社会不会长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再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然则中国社会最近将来的发展路向又是怎样呢？这一层虽不能像预言家般确切指出，但有几点也该可以提及。
第一，是中国社会决不能常靠古老的农村经济作中心，而且古老的农村经济也早已在此一百年来，给外来的资本主义荡溃无存了。但中国究竟是一个大农国，将来的发展也决不会脱离农业的基础。而且世界趋势，也正在从海洋岛国工商配合经济的殖民帝国时代，转换至大陆农国工农配合经济的新霸权时代。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再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位。这一趋势，人人能言，断无疑义。
第二，是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
第三，则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堆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地模仿抄袭。这一层，虽有这一百年来的历史现实做最亲切显明的证据，而不幸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绵历几十年，流了几千百万民众的血，凭借武力胜败，作为此一项理论是非之判定。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我们若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不如谓这一现象，乃是中国社会从次殖民地化挣扎向殖民地化的一种可悯与可耻的努力。
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这在某一观点看，也可算是一进步，但在另一观点看，则不能不说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地化之阶段上去。
若我们要真个期望有一个真正中国的新社会出现，必先有针对中国自己社会的一番新知识与新理想。姑举共产主义言，我这里并不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作学理的争论，但马氏一派的理论，在苏维埃社会实现，也己经过列宁、斯大林诸人针对俄国国情的好几番变动。中国至少也该有中国自己的列宁与斯大林，这至少是在中国热心马克思思想运动的志士们，所该首先憬悟的。中国目前实在是尚在次殖民地化社会的阶段中，必先期求摆脱这一阶段，乃可期望有真正合理的中国新社会出现。这一点只要中国知识分子稍能平心静气一加思索，似乎也该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于是又转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问题上来。没有知识分子，则对社会发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会不会在盲目中发展。即使能在盲目中发展，但仍必先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方案出现。今天中国大陆所热切希望拼命追求的，无可讳言，只是一套苏维埃的现成的理想和方案。我们若先承认中国是中国，苏维埃是苏维埃，则至少该有一个取舍从违。近百年来，我们盲目抄袭德、日，失败了。又盲目抄袭英、美，失败了。转而又盲目抄袭苏联。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旧一般。若明白这一点，旧的并非全该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陆共产党所热切向往的苏联，自然也有些可学。在这古今中外的复杂条件中，如何斟酌运用，这需一种智慧。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们该如何培植知识分子及如何样来培植。要之，这决不是把我的抄袭图样来革你抄袭图样的命，如是简单直捷所能胜任而愉快。这一层紧衔着上一层，也该要求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谈，然而正为如此，才可以在这上面建立起共信与国是。有了一种共信与国是，新社会之出现，才可说是有了端倪与曙光。而不幸一百年来，即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平易常谈上的共信与国是，也终于没有建立起。于是任何一国的海上奇方，都变成旧中国起死回生之神药。这些神药，任谁身边也有，谁都说不服谁。除非世界一统，次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将永远会在革命与动乱中牺牲，将永远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终成为一个道地标准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话可说呢。
（一九五○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卷八、九期）
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中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道路，则已明白无疑。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种文献足可证。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工、商四阶层。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进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后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后人又称之曰儒。《说文》：“儒，术士之称。”可见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称则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阶层渐趋没落。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就秦而言，擢用东方游士，远自商鞍、范睢、蔡泽，迄于吕不韦及其宾客，皆游士。李斯为相，亦游士。蒙恬为将，其先世由齐来，亦一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赢姓贵族不见有掌握政权者。其太子扶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