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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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成功有许多是要外在条件的。而我们有一个办法，使一切外在条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内在条件便得。若说不要内在条件，这也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了。上帝生人也有条件，若说不要一切条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为人。做人不能无条件，我们希望的，只讲内在条件，不讲外在条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们一个可能，每个人都可能做孔子与耶稣。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是他的内在条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给他的，是他的外在条件。但只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是外在的，而同时又是内在的。难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凯，就天生他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吗？中国人不承认这句话。生下来都一样，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内在条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们都嫌外在条件不够，我们生在衰世乱世，外在条件当然不够。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条件还是会不够。我们今天说要改造环境，就得充足我们的内在条件，你先得成一个人物，才能来改造环境，来充足一些外在条件。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内在条件不够，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条件的，然而我们看西方历史，还是和中国历史一般。耶稣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我们读耶稣的《新约》，他没有讲到罗马统治，似乎外在条件不在他脑筋里，不在他考虑之列。然而外在条件毕竟在书中也讲到，譬如税吏，是罗马派来的，耶稣便无奈何他们。所以耶稣说：“凯撒的事让凯撒去管。”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项外在条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稣的人，更没有了耶稣，而凯撒则仍可到处遇见。你若说，定要打倒了凯撒，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没有这回事。我们还可以另换一句话来讲，还是美国人争取得了自由与独立，才有一个华盛顿的呢，还是由华盛顿来为美国争取到自由和独立的呢？照中国人想法，则更有进者。应该是拿去了华盛顿的事业，还有华盛顿这样一个人，他还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看轻了事业。即如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倘使他没有能创造成中华民国，即就他个人来说，如他的思想和言论，还是一个孙中山先生，或许他会更伟大。因把一切事业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这个人就圈在他事业功名的里面，为他的事业功名所束缚，他所表现的好像就在这范围内。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处，只在周公其人，为周公的事业所限，限在这事业里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样会有他这一番事业，在他事业背后还有他这个人。如此来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这世上做一番事业，然而外在条件不够。在政治上，在历史上层，孔子等于无所表现。然而后来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缚，一范围。而孔子之为人，却因此而十足表现出来，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们来讲周公，自然要讲周公这一番事业。但讲过他的事业就完了，在其事业背后之这个人，反而忽过了。来讲孔子，孔子无事业可讲，就只得讲他这个人。然而人的影响胜过了事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后来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可以感发我们，使我们大家各自来做个人。有了人物，哪怕会没有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许多人试为分类，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乱世人物，有有表现的人物，有无表现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败人物。但读者不要认为我只讲某一边，不讲另一边。今试再来讲中国的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从外面看，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大体说只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直到今天，中国人一路讲圣贤，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其间自有不少争论，此刻且不讲。再讲第二种，中国人所谓之豪杰。我们看历史人物，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有表现与无表现，成功与失败，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乱世，得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体说来只有两种，即圣贤与豪杰。豪杰又与英雄不同，如拿破仑与希特勒，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朱子讲过“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因我们说圣贤，并不像说圣人。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也该能做个豪杰。尤其在这衰世乱世，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不然便会站不住脚，挺不起腰。做豪杰，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不从豪杰路上行，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
今试问：圣贤与豪杰，既然有此两个称呼，则其分别究在哪里？我想这个分别，简单地讲，只在其表现上。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你要来明道淑世，做一个董仲舒，当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时代，来做一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也较省力。因外在条件配得上。这些人，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可是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孔子、孟子，何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人总得要有一股气。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豪杰，正为他有一股气。这气字，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中国人普通讲话，常说这人有志气，志下连带一气字，其实气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说，我未尝无此志，只恨外面条件不够。如此之人，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所以志也不立，就没有了。又如说勇气，勇也要有股气。没有气，怎能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人讲智、仁、勇三德，智与仁之外，还要有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到他老，孔子正为有一股气，所以这个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圣人身上，比较不着痕迹。一个豪杰之士，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又比较显露，或比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杰。有志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说人身生理，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有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死生，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我们也可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
只要他是个圣贤，可不问他的功业。只要他是一个豪杰，也可不论他的成败。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一是吴泰伯，另一个是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的伟大，无事可举，说不出来。舜则有好多事可举。但尧、舜同为大圣。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吴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历，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王。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很喜欢这个小孙，说他将来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我们跑了吧，我们跑了，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弟，将来可以传给小孙，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父子各行其是，说孝却不像孝，说让也不见让。道大无名，无法称赞他，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
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叔齐。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但却称赞了管仲，又称赞了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父死了，伯夷说：“父亲要你继位，你继位吧！我跑了。”叔齐说：“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让给了中间的一个。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扣马而谏，说：“你不该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亲刚死，该守孝，不该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幸而姜尚说：“这两人是义士，放了他们吧！”放了以后，周朝得了天下，可是这两人说：“我们不赞成。”但大势已定。他们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孔子大为佩服，说他们是“古之仁人”。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极尊崇周公，自己还要复兴周道，曰：“吾其为东周乎。”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直从吴泰伯到伯夷。当知要做吴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气有节，特立独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作用。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却是吴泰伯。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