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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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亦不容乐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的一项遍及全国６０多个城乡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无知达到了可怜的程度！
在潘教授的调查中，只有３．８％的人知道ＨＩＶ的３种传播途径，８０％的人不知道ＨＩＶ是不会通过空气与呼吸系统传播的，他们认为打喷嚏、用ＡＩＤＳ患者的碗筷都会被传染。
泰国是艾滋病高发国家之一，但近几年泰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却走到了世界前列。泰国如果没有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积极开展艾滋病的干预项目，那么今天总人口的１０％～１５％都会被感染上ＨＩＶ！在过去的１０年中，至少有５００万泰国人在艾滋病的阴影中幸免于难，这主要归功于泰国社会各界对预防艾滋病系统工程的积极响应。
泰国参议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特使莫猜先生在《我们怎样反击艾滋病》的文章中写道：“……艾滋病是一场战争。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全国人民都会共同对敌，艾滋病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艾滋病之战中，我们不仅会失去人，而且会失去战争中会失去的一切。”
莫猜说，有人认为艾滋病只是健康问题，是健康方面的灾难，但我认为它不是健康问题，而是行为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得艾滋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吸毒、性爱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艾滋病是行为问题、社会问题、发展问题。
要改变人民的行为，必须有各种力量的参与，比如宗教人士、老师，甚至加油站。我们建议每一个加油站都准备一些安全套，然后向你们的消费者进行宣传。
泰国及时地开展了全国性的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推广使用避孕套，每年免费发放７０００万只，不用不行，有时是强制性使用。在泰国，正是使用避孕套运动和其他的教育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艾滋病在这个国家的流行势头得到了遏制。淋病和梅毒的发病率在１５岁至４９岁的年龄组分别从１９９０年的０．２４％和０．１１％降至１９９３年的０．０３％和０．０２％。男性全部性病的总发病率在１９９３年比１９８７年下降了８０％以上。在年轻士兵中，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也从１９９２年的７．５％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３．４％。可以说，泰国为迅速行动抵制艾滋病的袭击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
莫猜认为要解决艾滋病问题，必须有每一个人的参与，比如法官、农业官员和警察。在泰国我们有一个除夕夜计划，就是请警察在除夕夜一见到小偷就发个安全套给他们而不是抓他们，因为在新年夜，比较起来，可能引起艾滋病的行为比偷东西更危险。
莫猜还说，在艾滋病问题上，只要你肯打开思路，就能想到好的办法，而且教育宜早不宜迟。泰国从小孩子四五岁就开始把正确的艾滋病信息传授给他们了，而不是八九岁。艾滋病和腐败问题没有区别，莫猜认为社会在腐败问题上的教育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太迟了，在艾滋病方面不该再迟了。
在预防艾滋病侵袭的战争中，泰国政府和人民无疑是胜利者。
失败的例子很多，最为典型的就是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是世界上ＨＩＶ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感染了ＨＩＶ，５岁以下的死亡儿童中有６４％死于艾滋病。面对国家与民族目前所处的危境，博茨瓦纳总统莫加不得不仰天长叹：我们的国家正受到整个民族灭绝的威胁！
什么原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份报告指出，ＨＩＶ之所以会在博茨瓦纳等国家蔓延，是因为他们被ＡＩＤＳ侵袭得最早。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人们对ＨＩＶ的来源、漫长的无症状期以及传播方式都没有充分认识。直到传入境内很多年以后，这些国家政府才开始实行行为干预。到了这个时候，艾滋病已经在整个人口中广泛传播，ＡＩＤＳ患者的人数上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博茨瓦纳的前车之鉴是深刻的，也是血淋淋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对全球１０３个国家政府行为干预政策介入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是，在首个ＡＩＤＳ患者发现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间的国家，政府大约在第５年开始实行全国性的预防。而首个ＡＩＤＳ病例发现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间的国家，３７％的政府从１８个月后开始实行预防。
中国在政府行为干预介入方面是位姗姗来迟者。
中国首例ＡＩＤＳ患者发现在１９８５年，直到１３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７月，国家卫生部才成立了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根据当时的报道说，卫生部艾滋病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全方位的推进开始。
在此之前，有关部门也进行过干预，但其力度几乎为零。
有资料显示，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用于艾滋病防治的预算是２７５万美元。根据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员吴尊友计算，单在全国４００万妓女和６００万吸毒人群中开展最简单的宣传和行为干预，一年最低的预算是６０亿人民币。
干预的滞后，经费的缺乏，已经使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捉襟见肘。但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观念等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被人们誉为“艾滋病博士”的吴尊友先生认为，所谓干预，就是深入那些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中，改变这些人能够导致艾滋病的传染传播的行为，从源头上阻断艾滋病。他还说，国际上公认的、东南亚国家有惨痛教训的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行为，一个是性乱，一个是吸毒。
吴先生所在的部门被称为“行为干预室”，即在感染ＨＩＶ危险性最高的人群中进行宣传，改变他们容易导致感染ＨＩＶ的行为。然而，在吸毒人群中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在卖淫者中免费发放安全套，做安全套广告，这些已被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最为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不但有违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而且与中国现行法律相悖。
《南方周末》记者甄茜曾经与相熟识的警察交流过关于注射器宣传与安全套发放的问题，那些警察朋友认为，公安部门正在努力打击卖淫嫖娼与贩毒吸毒行为，这才是最好的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向吸毒者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与向卖淫者免费发放安全套，无疑是在鼓励吸毒与嫖娼卖淫。
认识问题的差距竟有天壤之别，不得不让人深感惊讶！
到底向吸毒人员宣传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是属于鼓励吸毒还是属于预防艾滋病？到底向卖淫者发放安全套是属于鼓励她们卖淫还是属于鼓励安全性行为？安全套广告能不能做？记者甄茜曾就这些问题分别致电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得到的答案是，这些问题太敏感了，他们只是执法部门。
在国外，似乎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反击艾滋病的双刃剑已经失去了一刃，另外一刃我们还能让它缺损和鲁钝么？
第十九章 神圣的反击战中国，向何处去？
“大约二百年前，拿破仑曾预言：中国一旦觉醒，全世界会为之震撼。两百年后的今天，令人担心的艾滋病一旦在中国蔓延，不仅中国自己感到震惊，整个人类都将为之震撼！”
上面一段话，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十家单位联合撰写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报告》的扉页上。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结束时对记者说：“如果控制不力，到２０１０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超过１０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人感染了ＨＩＶ是个什么概念？我们不寒而栗！
如果控制得力又是多少？最乐观的估计也是１５０万！
截至２００１年底，我们对未来即将出现的两个数字１０００万和１５０万都持观望态度。
不是我们不乐观，而是客观事实不容我们乐观。
中国的ＨＩＶ感染者的数字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目前ＨＩＶ感染者总人数排在亚洲第４位，全世界第１７位。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大流行期，其增长速度超过了非洲！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在２００１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２００１年上半年艾滋病感染者比去年同期增长了６７．４％！２００１年前三季度共报告ＨＩＶ感染者５６１６人，已经大大超过了２０００年全年！
专家已经发出警告：中国艾滋病流行形势非常严峻。如不加控制，如控制不力，它将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政府感受到严峻形势的空前压力，义无反顾地率领着自己的人民投入到反击艾滋病的世纪之战中去。
回首历史的足迹，或许我们能够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和政府的信心。
作为对１９８５年中国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的反应，国家于１９８６年成立了国家ＡＩＤＳ委员会。
１９８７年，国家ＡＩＤＳ委员会制订了国家ＡＩＤＳ预防和控制规则。
１９９０年３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了ＡＩＤＳ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该规划既符合艾滋病全球控制策略，又在此基础上作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修改。这项规划分为一个国家总体计划和１３个省级计划。
１９９３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支持了艾滋病预防控制相关政策和相应措施研究项目，研究项目通过卫生部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合作实施。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世界艾滋病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签署了艾滋病控制的“巴黎宣言”，在政治上作出了承诺，支持全球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
１９９５年，经国务院同意，由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加强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意见”，提出了预防ＨＩＶ／ＡＩＤＳ的几项关键性措施，列出了今后ＡＩＤＳ预防控制工作的重点。建议中提出成立由国务院领导的新的国家ＡＩＤＳ控制委员会，代替原国家ＡＩＤＳ委员会；在预防医学科学院创建全国ＡＩＤＳ控制中心；增加国家艾滋病项目管理经费的投入。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新的国家艾滋病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来自３３个部委、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部委和组织在ＡＩＤＳ预防与控制工作中的职责分工。
１９９８年１月，国务委员彭癿云在国务院第二次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上明确指出：“目前仍有不少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形势及艾滋病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认识不足。……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为时不长的防治艾滋病的有利时机，则很难逃脱像非洲国家及我们一些邻国所遭受的灾难。”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１９９８年—２０１０年），“规划”提出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总目标。其长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