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之父--李秉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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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潜入侵犯我国市场。所以我们应该在国内通过相互合理的竞争培养一定的实力，然后主动往海外市场发展。”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三十六行 哪一行可以做状元（2）
李秉喆的话语中甚至流露出一种悲壮感。
“这正是三星打入电子市场的动机。当时我是对这个问题考虑了许久。各位也知道，三星进入电子市场时，我国已经有大企业先行抢占了这一市场。我和这个企业的老板是半个同乡，而且我们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因此当时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为什么偏偏要抢电子市场’。但是当时我们调查了整个电子市场的大小、现有电子企业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比率，同时还分析了未来市场扩大时的对策等等。分析结果表明，三星应该进入电子市场，这样才能调动相互的竞争积极性。我坚信：这就是当我们进军国际社会时得以相互生存的惟一一条道路。”
李秉喆顿了一顿，当时他已有肺癌的症状，如果说话过多或过于激动，就会有哮喘的症状。
“过剩投资、过剩生产、过多竞争”也不完全是浪费
“谈到事业时，常常提及的词语有‘过剩投资’或‘过剩生产’。尤其是政府官员们常用过剩投资、过剩生产、过多竞争等字眼，并且还在三星开展某项事业的时候，拿这些话做理由，反对、阻碍三星的发展。实际上，除了韩国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所谓的‘中小公司专有行业’的说法，不存在只有中小企业才能从事的行业。然而在韩国却对中小企业有这样的保护政策，所以中小企业个个满足于现状不在提高技术方面做任何努力。结果这样的政策反而让中小公司失去了竞争力，每次进入国际市场总被击败。”
李秉喆的主张逐渐显示出无限的激情。
“当然，一些比较适合中小企业做的事业，如果由大企业来做大多会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大企业有自身的优点和有利的地方，相反也正因为是大企业，所以存在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说，大企业面对变化时的适应能力较差，缺乏‘柔韧性’，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和变化的事业上可能不太合适，而且大企业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也需要花费很大的费用。”
李秉喆对事业的开展和投资有着坚定的信念和理论方面的依据。曾经有过媒体对李秉喆的事业观进行过采访，下面就来回顾一下。
“过剩投资、过剩生产、过多竞争的观点是为了使国家的经济政策合理化而使用的字眼，同时也是非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体系的浪费性投资时经常使用的用语。但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哪有不过剩生产的产品？拿汽车来说，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能力是每年8000万辆，而实际上每年卖出的汽车只有6000万辆左右，那么在已经过剩生产了2000万辆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就要停止再往里投资吗？反过来想想，其实正是因为是过剩生产的持续，全世界的汽车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才会不断地努力、互相竞争。如果坐着不动也可以把产品卖出去的话，还需要什么竞争？”
“看起来好像是浪费或没有必要的投资，但是唯有在稍微做一些过剩的投资，并在做出投资后为了生存而倾注全力的时候，企业才会生出竞争力，得以生存下去。所幸虽然做了一些不必要的过剩投资，但只要稍微给予变化就可以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所以也不能完全算是浪费。”
＋李秉吉吉与现实主义思想
李秉吉吉非常厌恶唯心主义的名分思想，也非常讨厌他人出于夸耀的意图而去开始某项事业。他认为只有政治家或说客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有人说“我们国家也能制造出人造卫星，只要筹集足够的资金，从国外引进技术，就能把人造卫星射向太空。”不知说这话的人是否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但如果从开展事业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简直太不像话（此话出自20世纪70年代）。
李秉吉吉一直强调，在选择事业方向的时候，不能只根据某种观念或理论做出判断，而应该分析是否符合现实，有无事实根据，现实的接触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他还强调，所谓现实主义重要的并不在于话说得有没有道理，而应该看这句话是否符合当前的现实；哪怕这句话符合10年后的现实，如果在当前起不到什么作用，也只能算是错误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过去。
虽然李秉吉吉主张以长远的眼光去做事业，但是同时他也强调“企业的目标是在于从现在到未来的持续的利益”。从这种观点来看，他常说，为那些不知何时能成功的项目不断地投资是发明家的工作，但却不是企业家应该走的路。当然，这并不是对投资未来本身的否定，只是李秉吉吉认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可以坚持到未来的持久耐力，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而只会在嘴巴上谈“未来”的话，那这个企业家充其量不过是个梦想家。
连续亏损三年以上的企业，大胆说放弃吧
李秉喆一直强调，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有与当前现实相左的时候。有一次我曾经向李秉喆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做某项事业或开始投资的时候，这项事业持续亏损的幅度可能到哪个程度？”李秉喆当时引用一位日本银行家的话做了回答。银行家说：“如果一个企业三年之内一直亏损，但今年转为盈余的话，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三年以上一直亏损，企业主就应该改变想法了。”李秉喆为了证明银行家意见的妥当性，又做了补充解释。
“一般的情况下，三年以上持续亏损的话，企业主已经接受了“亏损状态”的事实，认为亏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而也就不再作出摆脱困境的努力。当然，一些需要长期的建设或准备期间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将亏损计算在计划内并准备好了对策，这样的个案则应另当别论。否则，如果运营已经步入正轨还持续三年以上亏损的话，我们就应该改变初期的想法了。”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倾听他人的经验之谈
在最初创业的阶段，李秉喆总是亲自看过、听过之后才决定自己应该向哪个行业发展的。经过亲身的调查后，李秉喆决定从事粮食加工业和与之相关的粮食运输业。一段时间后他又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着手别的行业，制糖、毛纺织、肥料等行业的开始就是以贸易统计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是在进口量最大的产品中决定生产哪种产品的依据所在。
当时李秉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欲投资新的事业，这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可以在三星内筹集到多少资金，建立工厂、安装设备、正式运营需要多少技术。其次是检验工厂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电力、引水、交通等社会公共设施的结构。然后还要考虑是否能生产出质量过关的产品，从建立工厂到投产需要多长时间等，最后才决定是否可以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去。此时作为判断标准的市场，可以通过贸易统计进行推测。生产的产品质量和价格能否具有竞争力？工厂建成后资金流通会怎样？这些问题一一考虑、分析后，李秉喆才最终决定了新的事业方向。
接下来的事业投资也是分析了三星的资金、技术、机制，根据对三星资金和经营能力充满信心的人们的提议之后才选定的。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着，不仅韩国国内和日本，连欧美一些对三星抱有好感的先进国家的CEO们也渐渐开始访问三星。
每当外国CEO来访，李秉喆总是让秘书室去了解来访者所属企业的情况，该企业从事什么行业？每个行业在企业事业中占多大比重？销售额是多少？收益如何？等，每一个细节都调查得十分清楚。熟悉大概情况后，李秉喆会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方面收集更详细、具体的数据，并把调查结果中不够明确的部分全部做成问句的形式。
掌握这些资料后，李秉喆才与来访者会面，礼节性地寒喧后，李秉喆开始直接向对方提问。企业的核心事业是什么？为什么这项事业会成为核心事业？未来的前景如何？等，有条不紊地一一提出问题。于是美国CEO中有一位甚至说“今天好像是来面试的”，同时又表示“但是与李先生的会面不像一般的礼节性的适可而止的寒喧，李先生想对我们企业作出深入了解的态度让人十分尊敬，将来我们公司如果要进入韩国市场，三星将会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合作对象。”半似玩笑半是认真地留下这样一番话。
但是李秉喆并不到此为止，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他又会找来比较了解情况的教授、政府官员等进行更深入的交谈，有时甚至联系正在从事这一行或相关行业的企业社长，约见他们细谈。
搜集可搜集的所有信息的同时，他还让自己手下的相关行业的社长或比较了解这一行业的职员想办法收集数据。
在此过程中常常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李秉喆的责备，因此了解李秉喆性格和处事风格的社长们总是小心翼翼尽最大努力去搜集和整理资料，通过这样的过程彻底地弄清该行业隐藏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李秉喆就是这样，通过细致入微的调查过程来选择事业发展的方向和建立企业体制来减小失误的。但是韩国许多企业却爱跟风，别人做什么赚钱自己也跟着做，对行业的症结及陷阱一无所知，结果最终陷入困境。正因为李秉喆是用这种谨慎的方式来开展事业的，所以他常说“好好听别人是怎么说的！”他还强调“不管对方是社长也好，普通职员也好，用心听了一定会有一句话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但是他也批评这种做法，“只会听完生搬硬套，或者没有好好消化书上知识只会高谈阔论，这些人听完别人的话之后不会有任何价值。”李秉喆只听亲自去做过、经历过后获得的资料，只听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的报告，而不是空洞的理论。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不要借助政府官员发展事业
企业要扩大规模，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合并和收购（M&A），然后比较常见的是吸收一些在政府机关工作过的人，利用他们获得公司建立所需的认证和许可。特别在韩国这个国家，成立一个公司所需的认证和许可全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也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权力的控制保证自身的利益。部分企业家为了方便事业的发展，聘请一些高官出身的人士，吸收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公务员有私人关系的人，让他们从事与政府交涉的事宜。反过来，由政府当权者推荐录用的人出面解决企业问题的例子也不少见。尽管社会气氛如此，但是像这样吸收政府高层官员扩大企业规模或发展事业的例子在三星却是几乎没有的。当然，三星也有些职员是曾经担任过高级公职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主要从事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搜集信息资料的工作，此外也就是参加一些对外的会议，或代替会长出席某些场合。
因此，三星社长们在开始新的事业时总是通过合乎逻辑的理性数据来说明该事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借此来说服政府颁发认证书或许可书。因此三星人称自己的经营为不利用人际关系的“正道经营”。
为了做到这一点，三星老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