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之父--李秉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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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需业也是李秉喆忌讳的行业之一，这让我一下不理解了，问道，　　　　
　　　　“您说不做酿酒业我可以理解，因为尊重人的面子是韩国人的特性。但是您说不做军需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李秉喆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说道，　　　　
　　　　“就制造武器这一行，美国的情况怎样我不清楚，但在韩国，它主要是以政府为销售对象的，也就是军需业中制造出来的武器只有国家会来购买。因此要做军需业自然就要跟政府打交道。而且产品销售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从经济上来看，很难调整计划。这样，要从中获利就不得不向国外出口武器。但是这跟产品的质量优劣没有关系，重要的还是要看跟购买方或政府的关系如何，也就是说，军需业是由政治理论而非经济原理来决定的。所以就我个人看来，把武器生产作为一项事业来开展是不可取的。而且武器是用来伤害人的，自己生产的产品被用来杀人，怎么想心里怎么不踏实，所以三星都坚持不做军需业，还因此常常被朴正熙总统教训。尽管如此三星也一直坚持着不做这行。”　　　　
　　　　但是后来李秉喆对军需业的想法改变了。　　　　
　　　　“但是在越南败亡的事实面前，我感觉到继续坚持下去不行。于是我又亲自去找了朴正熙总统，告诉他看到越南战败后，三星也应该开始发展军需业，并让他把军需业中最费资金、最难做的一项交给三星，这就是后来我们从事的飞机业。就是这样我改变了绝不干军需业的想法。但是现在想想，企业带着绝不从事某一行的信念，好像也不全是坏事。”　　　　
　　　　＋毫无原则地M&A的危险性　　　　
　　　　最近企业并购（M&A）好像某种流行一样在美国泛滥，甚至掀起了一股将企业本身视为买卖对象的风潮。各个企业也将此视为迅速扩大组织规模的方式，趁机大肆并购，造成股价的飙升。经营者们打着所谓的股票期权的旗号大肆展开并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并购失败的事例压倒性地多于成功之例，这一事实也已众所周知。　　　　
　　　　事实上随着企业并购的盛行，哪些事业当为哪些事业不当为的界限早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企业并购以进展不顺利的企业为目标对象，出资方将其压低价格购入后，又适当地将其解体转手出售，碰到时势好转又将企业回收。然而靠着这种类似房地产投机的手段，企业并购并不能占到太大的便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为了显耀暂时的成长而采取企业并购，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这一事实也渐渐被众人所认识到，随即人们也开始对一些能长期持续惊人的成长速度的企业开始了研究。这些研究指出，选择一项事业的标准，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这一事业是否感到热爱，是否怀着高度的热情。而第二点标准则在于自己能否在这个领域上做到世界第一（The　Best　in　the　world）。研究还表明，唯有以成为企业经济动力（Economic　Engine）的因素为标准展开事业，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在韩国，政府和社会上过分警惕企业的八爪鱼式扩张，筑起一堵堵高墙以限制它们的发展。但是，政府对合自己脾胃的企业也常常打开方便之门，致使能否参与某项事业本身变成了一种权力。于是韩国的企业常常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踏出第一步再说”，企业以这种盲目的方式、在没有把握标准的情况下开展事业，最终只会陷入更窘困的境地。促进企业成长的欲望虽然是引起八爪鱼式扩张的原因之一，但是与此同时政府过于随意的“你可以做！你不许做！”地划定界限，反而刺激了企业向各行各业展开攻势。加之政府规定了一些行业，对自愿向这些行业发展的企业降低银行贷款的门槛，美其名曰“政策金融”，导致各大企业你争我抢地，为了得到“政策金融”而更加肆意地向其他行业进军，结果一个个溃不成军。——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李秉吉吉也失败过（1）

　　　　人称李秉喆为商业鬼才，说只要他经手的事业没有失败的。不但一般的不懂企业之道的平常百姓这样说，连亲自从事着某项事业的企业家和三星内部的人也如此认为。确实，其他方面不说，至少在经商这一方面李秉喆是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　　　　
　　　　但是在李秉喆的自传中却记载着他亲口说过的一句话：“李秉喆也有过事业失败的经历”。当然，李秉喆在这里说的失败，多限于事业开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性的停滞或部分性的失误，他从事的事业即使是经历暂时的波折，也总能重新繁盛起来，因此，“李秉喆经手的事业没有失败的”的说法也是成立的。李秉喆在事业开展的过程中也确实面临过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每一个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必定会遇到的陷阱。在此我将陈列李秉喆所说的所谓“险些”失败和“已经”失败的事例及原因，希望能为李秉喆事业的继承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粮食加工不仅是碾碾米　　　　
　　　　李秉喆经历过的第一次“失败”是在经营粮食加工厂的时候。李秉喆不管入门哪个行业，总是以大规模的阵势开场，首先要引进当地或行业内最大、最先进的设备。这一特点在开始经营粮食加工厂时也不例外，李秉喆购买了当时性能最好的、最具竞争力的设备。设备购买之后，李秉喆认为不能把花巨资买来的机器闲置在一旁，他认为这个事业要成功，必须以确保最高机器运转率进行粮食加工为核心战略。　　　　
　　　　然而，市场的米价并不是由一个小小的马山粮食加工厂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整个日本和韩国的总体粮食生产情况，甚至更远地受到当时中国粮食情况的影响，此外还有粮食商的买卖手段在其中起到不小的作用。虽然机器一刻不停地照旧工作，但行情还是受粮食市场整体状况的影响急剧下滑。　　　　
　　　　于是加工出来的粮食无法按照正常价格卖出去。也就是说，不管米价是贵是贱，虽然机器保持了马不停蹄百分之百的运转率，但是由于当时粮食行情的影响，结果李秉喆的粮食加工厂在开业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就遭到了亏本三分之二的失败的命运。　　　　
　　　　这次的失败错在李秉喆认为粮食加工就是碾碾米那么简单，而且受到“机器不能闲置起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做了大量的无用功，造成失败的结果。　　　　
　　　　类似这样的失败，许多生意人从商时都会碰到，特别是有些人无法忍受机器闲置或停工，这样耐不住性子一味追求工作量，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而且事实上，日夜不停地开工运转机器的结果只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做事业的人应该切记，要顾全大局，不能因为看不得工厂歇工而勉强地连续工作，有时让机器歇一歇反而可以得益。尽管尝尽了失败的苦头，但是李秉喆的性格是不以失败为终点的，失败后的他想尽办法寻找原因，为了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分析。首先李秉喆停止了无计划的连续买粮加工的做法，他改变了战术，以粮食价格为长期发展的依据，米价下降时买入，上涨时加工卖出。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秉喆就收回了本钱还有些盈利。就这样，李秉喆在单纯的粮食加工业上是跌倒了，但却在与之相比规模更大的粮食加工兼贸易业方面重新站起，取得了成功。　　　　
　　　　李秉喆永不言败，彻底地分析失败原因，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纠正，他的这种对结果一再分析、研究的特点，在他二十多岁创业之初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这一特点在他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也体现了出来。假如他打出一杆臭球，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他一定会找职业选手一起磋商，然后根据分析后的方式重新打。　　　　
　　　　不要用别人的钱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第二次失败发生在李秉喆从事粮食加工兼做贸易时又对耕地价格起了关心之后。三十年代世界动荡的余波和日本的掠夺农民政策，造成弃农荒田的农民人数大增，耕地价格因而下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直对耕地十分关心的李秉喆立即挺出购买耕地。他聚集了所有做粮食加工和粮食贸易、运输时赚得的钱，又凭与银行的长期业务关系筹得资金，大量购买耕地。　　　　
　　　　然后又以购得的耕地做抵押，购入更多的耕地，转眼间，李秉喆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拥有200万坪（1坪≈3。33平方米）耕地的大地主。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韩国的金融政策大受影响，政府在一夜之间做出了重大改变。其中一条就是停止以耕地做抵押的个人贷款，已经发放的贷款全部收回，地价一落千丈，银行利息直线上升，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李秉喆不得不以贱价出售耕地，甚至连加工厂和运输公司也被迫转让给他人，可以说经受了一场惨痛的失败经历。　　　　
　　　　总结起来，这是一次用银行的钱来扩张事业规模，结果由于银行政策的剧变而遭受意外的经历。虽然企业家对扩大企业规模的欲望是促使企业成立、成长的主要内因，但是在没有赖以支撑的资本情况下，这些欲望反而成为祸害，这个教训想必我们已经通过亚洲金融危机深深地领受过了。　　　　
　　　　企业家由于个人的野心企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扩大事业规模，是导致事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三十岁之前的李秉喆正是因此而饱尝失败的苦果。尽管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李秉喆在往后的事业生涯中处事也更加倍地谨慎，但是在做“韩国肥料”时还是再次犯了相同的错误。　　　　
　　　　韩国肥料事件对于韩国肥料事件，当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之为“三星走私事件”。但是可以说，此次事件是由于李秉喆“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肥料工厂”的野心和执着，和当时政府对国家经济飞跃的过度希望，以及实务负责人处理事务时事事只求方便的便利主义态度，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李秉吉吉也失败过（2）

　　　　李秉喆在考虑自己是否具备能力建立国际性肥料工厂时，是在60年代初。当时李秉喆得知日本愿意提供该项目的商业贷款，经过一番分析，他将合作公司敲定德国为投资贷款的对象国。然后经过多方交涉，他又成功地与德国的蒂森克虏伯（Th…yssen　Krupp）公司达成协议。然而就在此时，韩国国内爆发了4·19运动，所有计划又随着当时形势的剧变化为泡影。祸不单行，李秉喆在经营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时购得的银行股，也在1961年军事政权的强压下全部上缴国库，所以肥料工厂的建设成为泡影也是理所当然的。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开始掌握国内最高政权。朴正熙上台后发现，如果不首先恢复国民经济，发动几次政变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的军事政权的所有首要政策都是按照恢复经济的需要制定的。　　　　
　　　　1963年，朴氏政权决定按照李秉喆最初的构想建立肥料工厂，并请三星负责此事。但是当时三星投资到银行股票上的资金已经全部上交给国家，即使能够申请到国外的贷款，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国内资金，因此三星不得不婉拒了政府的这一请求。为此，当时的朴正熙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榮下令，全力支援三星的肥料工厂建设。站在执政者的立场来看，国家经济不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