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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

碧血剑-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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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
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
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
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
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
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
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
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
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
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
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

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
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
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
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
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
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
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
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
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
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
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
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
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
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
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
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
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
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
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
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
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
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
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
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
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

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
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
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
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
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






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
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
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
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
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
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
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
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
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

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
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
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

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
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

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皇太极

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
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

与它打任何交道。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
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






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
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
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

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
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
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
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
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
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
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
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
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
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
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
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
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
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
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
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






“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
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
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
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
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
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
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
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
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
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
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
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
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
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
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
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
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
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






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
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
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
复不允。”
④《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
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
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
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
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
哉?”
⑤《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
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
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
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
以自守为素。”
⑥《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
“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
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
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
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
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
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
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
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
动人。






⑦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棨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崇
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沈棨下狱。此后
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满清有片纸
只字的交通。
⑧《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
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十一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
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
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
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
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
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
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
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
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
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
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
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
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

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






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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