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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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四（1）
记者：上海复旦大学洪文达教授、中国社科院张曙光教授，还有西南财经大学的杨晓维等先生似乎认为，您并未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但现在这个概念已被广泛使用。您是否可以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给予界定呢？
科斯：当人们说到“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他们指的是某些活动的成本。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定义。目前，我们遇到了使用专业术语的不一致性这样问题。问题不在于你如何运用定义，而在于你是否意识到在交易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纯属定义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应该进行交易的活动。所以，当人们说“所有交易成本，部分交易成本”，或“信息成本”或其他的表达法，这都是纯粹定义上的问题。分析优于定义。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市场并非一个无需代价的运作。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这就有必要引入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理论有相当长的时间被排除在外。对我来说，定义的统一性的意义在于使得大家都能合作同样的专业术语。因为当你说，我要包括这一类的活动于“交易成本”中，但另外的人会说，我只包括这些，或另外的活动于“交易成本”中。我们只是对不同的活动给予不同的名称而已。我做的定义更具体，照顾到市场运作中的所有成本。怎样去做定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要对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能够考虑到。你想要知道为什么要考虑到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吗？因为有两种进行方式，当出现了“交易成本”时，第一种是综合数种方法去产生不直接涉及市场的结果。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第二种进行方式就是采取降低交易成本的步骤。许多事情都可以发生。可以通过法律的完善来疏通交易。所以有两种进行的方式，它们都与“交易成本”的存在有关。至于定义的统一性问题，目前还不十分令我担心。所以有两种进行方式。它们都与“交易成本”的存在有关。所以定义的问题并不使我特别担心。
记者：在中国，经济学上的“产权”概念与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概念有点区别……
科斯：我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就我来看，产权是指一种权利。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处置这些桌椅的权利。这个问题就跟我们讨论交易成本时一样，无非是一个术语问题。这意味着应明确人们所享有的权利。比如，你拥有一把椅子，这是什么意思？你能送给别人吗？有时可以，有时却不可以。你还能有什么权利？能把这把椅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吗？有时可以，有时却不可以。但你能说出你能做什么。假如拥有一块土地，你能用它干什么呢？能做的事当然很多呀！这就是你的权利所包含的内容。我没有被这些定义问题纠缠。实际上，如果你说你拥有这把椅子的某项权利，你不能把整个问题集中在你不能做的事情上。我不能把椅子举起来扔出去，但我可以做其他事情。我不觉得这些问题很难。在收购另一家企业时，假如你在缔结的合同中明确了你享有的权利，你拥有某一工厂，你能怎么处理？你能被允许怎么处理？你能卖掉这个工厂吗？能卖给任何人吗？有时你能卖给本国人而不能卖给外籍人；有时你也可以卖给外籍人，有时却只能在国家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卖出。如果收购这种企业，你究竟得到什么权利呢？我认为，在一些经济学家中，产权的定义是简单而又独特的，你能联系某些事物根据法律界定你的权力是什么。
记者：通常，一国的经济学家对该国实际的经济运行是如何发生影响的呢？
科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当中的有些人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使领导层高兴。但我更希望看到在促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改革的真正影响并不容易看出来，也不会很快就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我们知道它产生的影响是好的。从长期来看，我们会成功。你看，就太阳来说，人们也指责过，比如几年前的“Maison”现象，由于科学研究工作，使Maison发生了变化，悲观态度也消失了。人们过去曾治疗过现在认为是根本无法治疗的疾病。人们就医时，希望医师能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而医师则会具体告诫他们。这跟现在的政治很相似。
我希望看到中国的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体制，了解经济体制运转机制、出现的新情况、改革的效果。不管是否得到政府的鼓励，因为那取决于你的结论。政府官员们对结论非常感兴趣，他们对经济体制如何运行并不感兴趣。我希望看到他们（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时，不是靠从西方经济学中衍生出来什么。我愿意从一些问题着手，然后决定如何去分析这些问题。而不能说这是西方使用的技巧，我们可以在这里运用，因为这些技巧可能不适应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
记者：您是美国经济学家中研究最具特色的一个，您能给我们说说您自己吗？
科斯：我从未学习过经济学类的课程，从没有。那使得我的思维不受任何约束，十分自由。这是一个优势。如我去接受经济课程的训练，就会学习一些技巧和思维方式，然后透过那些有色眼镜去观察这个世界。我幸好不曾有那种眼镜。这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不是谁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而是一些偶然事件对我产生影响。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四（2）
我前不久在圣安东尼奥做了一次演讲。不知你们是否读过M&P出版社出版的《律师的一生》（Life of a Lawyer）。该书将发行一个新版，我做的演讲将被收录其中，那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生的记述，当中我解释了使我最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所有偶然事件。
汪丁丁专访萨缪尔森（1）
由于秘书的疏忽，萨缪尔森教授没有预先看到我的问题。秘书终于找到我一个月以前发来的传真，交给教授。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教授要求先读完我的传真。然后，他看着我的问卷随想随说。所以我的采访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但他后来也给了我提问的机会。为了读者能够看得懂他的谈话，我把我6月7日发给萨缪尔森的传真信作为“附件”，但放在他的谈话前面。
1998年６月７日给萨缪尔森教授的信
尊敬的萨缪尔森教授：
我非常感谢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下面的导言是我为中国读者写的。请你就其中任何不妥当之处提出批评。你对导言以及下面的问题的批评将同你对问题的回答同等重要。
萨缪尔森教授，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瑞典银行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你在1970年获得该项荣誉使你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理论经济学家，比另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希克斯获得该奖早两年。希克斯1939年发表的《价值与资本》，与你194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被认为是开创了当代经济学正规化的两篇“大师作品”，而你们两人则被尊为战后在微观经济学里面振兴“后瓦尔拉”学派和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振兴“后凯恩斯综合”学派的奠基者。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报告中提到，二次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经济学的正规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首先是196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欧洲经济学家，丁伯根和弗里西，他们在经验数据分析和动态建模方面做出了贡献；其次是你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汪注：关于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评价，萨缪尔森教授表示应当更正，见下文他的谈话。）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你1966年至1986年间发表过的著作（这些著作被辑为五卷发表），那么第一个印象将是你研究领域的如此广泛，经济学只是这许多领域中的一个，你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显著地推进了人类在该领域里的理解。第二个印象，也是我将主要讨论的，是你的研究兴趣和你所发表的著作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可以叫做“时间模式”的密切联系，这一联系同时还与当代人类社会的演进密切相关。关于后面这一点，即你的研究兴趣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展开，请允许我引述当年代表诺贝尔委员会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价的雅瑟。林德贝克教授的发言：“……你（指萨缪尔森）已经在事实上为过去几十年内的几代经济学家确立了他们思考的模式。可是不论你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多么高度的抽象，你在你的作品里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现实世界里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现在我可以讨论表现在你的作品中的时间模式了：首先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你的两篇论文《纯粹资本理论的一些特征》（Some Aspects of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关于效用的度量的一个笔记》（A Note on Measurement of Utility），它们都发表于1937年，你当时22岁。四年以后，你又在创立局部均衡分析的经济学语言方面做出了带有根本重要性的贡献（语言是思维的形式），那就是你的论文《均衡的稳定性：比较静态分析和比较动态分析》（the Stability of Equilibrium：parative Statics and Dynamics）。
在我看来1941～1945战争期间你获得了许多时间来重新解释你二十多岁时发表的那些论文从而使世人更容易理解。这导致了《经济分析基础》和著名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一版（名为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的发表（分别发表于1947年和1948年）。这两本书将新的语言带给了经济学。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战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其实开始于你战前写的那些论文以及你战争期间服役于国家资源计划署等公共部门所获得的重要体验。
你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兴趣导致了你的论文《用已显现偏好描述的消费理论》（Consumption Theory in Terms of Revealed Preference）的发表，当时你35岁。也是在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独立发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定理——要素价格趋同定理（《国际贸易以及要素价格的趋同》（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再论国际要素价格趋同定理》（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作为你对一般均衡分析的贡献，你发表了论文《要素与商品在一般均衡下的价格》（Prices of Factors and Goods in General Equilibrium），当时你38岁。同年你又在动态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同样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贡献，那就是你的论文《定常规模收益下的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 Under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你在四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以及稍后发表的专门向经济学家解释你的这篇文章的文章《公共开支理论的图形表示》（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彻底改变了公共财政理论分析的方向。
接下来发生的，是被叫做“两个剑桥之争”的资本理论论战。这场争论实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