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徐骏华-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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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和蒋经国心中留下了阴影，由于当时国民党被打得招架不住，蒋介石没有精力来处理二陈，这笔账到了１９５０年，他败逃台湾稍有喘息后，便清算二陈了。　　　　
　　　　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党政军的控制比在大陆的统治还要严，二陈与蒋经国结下了仇怨，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陈立夫甚至要主动承担国民党战败的错误，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冷嘲热讽。　　　　
　　　　同年７月，蒋介石宣布了国民党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员会”里没有二陈的名字，“评议委员会”里有陈果夫，但没有陈立夫。这是蒋介石耍的手腕，因为陈立夫年轻可以做事，但不准他做，而陈果夫当时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蒋介石却偏要他担任委员。眼看大势已去，陈立夫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借口到美国。临行前，蒋介石亲自送给他５万美金，言谈之中有送客之意，宋美龄送了陈立夫一本《圣经》，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悲惨地看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至此之后，陈果夫病死，而陈立夫客居美国，在那里以养鸡为生。名噪一时的ＣＣ系烟消云散。　　　　
　　　　评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领导者几乎是约定俗成的用人准则。然而，蒋介石却是用人必疑，疑人也用。他之所以奉行这种近似怪异的用人准则，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本身就是一个权谋家，以“诈”从政，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手段，扩张势力，攫取权位。他担心别人效法此术，夺取他的权力。通常情况下，自己有不轨行为，也势必后认为他人也会有同样的企图与行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况且，他的手下，并非全是正人君子。其次，秉性所使然。蒋介石心胸狭窄，本性多疑。第三，恶劣的政治生态。自袁世凯攫取国家政权之日起，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是以“权术”为主导的，以“诈”从政，枪多势众加上“诈术”高明，便可以得势、成王，反之，落败丧权，甚至掉脑袋。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家主政后，此病态政治非但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久在政坛博弈，养成“睡觉也要睁一只跟”的自卫能力。种种因素的影响，使他对任何人都是留着两手，如果说绝一点，除了两个儿子外，蒋某人没有完全信任的人。　　　　
　　　　陈果夫、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很多阴谋他们都参与其中，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为了搞倒共同的敌手，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德行。二陈势力由崛起到衰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得势在于蒋介石的信任与呵护，而其衰亡也是由于蒋介石的拆台。其原因很难仔细考究，但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是蒋介石的第一使命，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都要服从这个根本利益。性多疑，嫡系也要严加防范，这是蒋介石的用人准则之一。二陈的政治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一准则的支配。
术篇第59节　怪异的“将将”之术
　　　　蒋介石的用人之术常常是很怪异的。用人必疑，疑人也用，用时必监控，对文臣这样，对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更是如此。当然具体手段不一样。控制武将，他的招术主要是，感情笼络加上强力监控。这两者的结合，十分怪异。　　　　
　　　　事例：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有一套，有物质引诱，更注重感情投资，让人觉得蒋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类的话，仅是对自己所说，因此，总有一种崇高的信任感，激动兴奋不已，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然而，他们哪里又知道正是对他说些甜言蜜语时的蒋某人，心里在盘算什么。其实，他的感人之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另一方面，却要对你进行监视，甚至把你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你的“后方”难保。正是因为蒋介石把这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怪异的“将将”术，使得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时候，却还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蒋介石用此术“将”杜聿明一例，可以让我们品位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１９２４年６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１９岁。１９２５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到代理师长。他是黄埔系中的一员虎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学生，１９３７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了他。１９３８年担任军长。１９４２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他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两个军远征缅甸，作战英勇，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远征损失惨重，而杜聿明此时名气传遍海内外。　　　　
　　　　抗战胜利，将军本应享受和平。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杜聿明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奔赴了新的战场。他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到了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１９４９年辽沈大决战，蒋家军惨败，蒋介石被迫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又兼任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军队大决战。　　　　
　　　　淮海之战，是蒋家王朝的生死之战。如果淮海之役战败，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巢，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蒋介石将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的也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他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刚把杜聿送出门，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了。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来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杜聿明也会心里明白，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１１月２２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２４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１９４９年１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得意门生能够成功，若不能成功也应“杀身成仁”。杜聿明也确实有此念头，以了却自己的生命报答蒋介石厚爱之恩。由于副官夺走了他的手枪，未能如愿，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自己都无回天之术，何况一名战将呢！杜虽然成了俘虏，他的亲属却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可是够难的了。蒋介石根本不兑现其诺言。生活难以维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儿子绝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１９５７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相比在台湾的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些，坐了１０年牢后，他已经于１９５９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曹秀清于１９６３年回国，与杜聿明团聚，杜聿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不用说与蒋介石对被捕共产党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与蒋介石对待他的爱将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评析：　　　　
　　　　蒋介石怪异的“将将”术源自于他的两大欲望，一是领袖欲，二是“疑心”欲，他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后一种怪异之欲是前一种“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属下不忠于他这个“领袖”，作出有负于他这个领袖的事情，所以怀疑加防范。因此，对统军的将领们使用感情笼络加强力控制的权术。　　　　
　　　　从他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术篇第60节　“恩师”之嫌
　　　　“恩师”也不能犯挑战独裁之嫌　　　　
　　　　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１８７７年９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１９０２年，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发财不少，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