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徐骏华-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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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1935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10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1912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1935年10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1947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广罗人才。既有通才,又有专才。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三是以“诚”相待。“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术篇第53节 道不同才高亦弃之
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要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1923年12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1924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1940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1946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1948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100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选举副总统的闹剧中,蒋介石要举荐孙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荐孙科。这是因为青年党与孙科的关系疏远,孙科也看不起青年党。在选举过程中孙科不给青年党的面子,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青年党感到如果孙科当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以便利用桂系势力的地位及其与蒋介石长期争斗的矛盾,造成蒋桂之间的新的对立,企求从中渔利。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助李宗仁当选,讨好了李宗仁,却触怒了蒋介石。据蒋介石的近臣说,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非“教训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正在这个节骨眼里,曾琦因为牙病住院。医生认为他的这个牙病在国内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以此事为借口,给了曾琦两万元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环球外交。既表示对曾琦的关怀,又达到把与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挤掉的目的。
评析:
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用人的主导面,是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由其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
术篇第54节 “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1)
“内臣”是指帝王统治时,宫内所使用的官员、太监、护卫官长,还可以转义为,权贵们的管家、侍卫之类的贴身人员。封建君王使用内臣,一般都比较讲究,必须绝对地忠心,唯命是从,而且还能守口如瓶,严守皇室的隐秘。其他权谋家对仆人的要求也大体上如此。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选用内臣、贴身之人时,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可靠。在这方面最为可靠的可能是亲戚,哪怕是一点沾亲带故的也行。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主人之间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会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我们这里借用“内臣”一词,是指蒋介石的贴身人员。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在使用内臣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近邻,将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边,担任内勤工作。
事例:
在蒋介石的侍卫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世和。他是王贤东的侄孙,王贤东是蒋家玉泰盐铺的账户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这个店工作达20多年。他家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村庵带发修行。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第二个妻子病故后,经王贤东的说媒,王采玉还俗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