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徐骏华-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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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筹建军校的重任。同时,孙中山对蒋进行耐心的劝导。廖仲恺先后给蒋发出十多次函电,通报情况,批评他的错误,促其早日返回参加军校工作。
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他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为了掌握对军校的领导权,他刻意在校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以进步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说,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在开学后的8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长篇讲话达46次,充满革命的词藻,通过大量的训话和演说,吸引学员,激起学员对他的崇拜。在治军理念上,他以封建军队的陈腐观念和军阀作风来训练军校学生,尤其强调对他的绝对服从。他经常说:“党员一定要服从上面命令,绝对没有平等的余地。”“现在本校就是以校长为领袖,大家就应该服从校长的命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改变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恶习,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树立自己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身体力行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在军校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军校初创时,蒋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冲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顺从自己的王柏龄、何应钦等控制军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师、上海交易所伙伴周骏彦掌握军校的物资供应。同时派陈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乡土观念建立自己的军事派系。对各队长都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带兵的军官抓得特别紧,不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染指。
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1924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假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指使军校内部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军校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左、右两派学生间的冲突。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他借故解散上述两个组织,一手操纵,建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实际上使孙文主义学会得以借尸还魂,成为他的嫡系组织。
评析: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蒋介石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之日起,就偏离了孙中山办校的革命宗旨,把办黄埔军校当作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平台。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从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来说,他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是成功的,后来,他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打天下,巩固蒋记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愿,在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同时,黄埔军校还“培养”了“蒋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这位反革命的校长。这是蒋某人始料不及的。
术篇第43节 编织关系网(1)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
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事例: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1.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1924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2.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老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术篇第44节 编织关系网(2)
3.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那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30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