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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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说,“女师大风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较风光的事情。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这一命题。
但周作人毕竟是与“绅士鬼”有不解之缘的柔弱文人。像鲁迅那样的追穷寇的气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难。章士钊溃败后,他谈起了“费厄泼赖”一词,讲起公正、平和之意来。此观点后来被林语堂所发挥,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18]林语堂的思路,与周作人庶几近之。中国个性主义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发点,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观基础上的。周作人、林语堂所讲“费厄泼赖”精神,确为中国专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态度。但此法运用于专制者身上,便显得乌托邦,鲁迅很快就发现了“费厄泼赖”意识潜在的危机,便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论点。鲁迅是不主张宽恕对手的,对恶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开始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19]鲁迅是反对此种态度的,他虽未点周作人的名,但从“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韧的毅力和毫不妥协的一面。后来,周作人也接受了鲁迅的观点,他在《大虫不死》一文中,隐去了“费厄泼赖”的话语,俨然又有一种鲁迅的印迹了。
虽然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中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但那也是他所说的“流氓鬼”占上风时的一种心绪。他后来出作品集时,却不收这类文章,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在黑暗里,这灵魂呐喊过,战斗过,但后来却消沉了下去。想到此,不免对他有扼腕之叹。
周作人是不太会写激愤文章的人,倒是闲适小品颇适合他的情趣,在这种作品中,或多或少,能找到自己情感的恰当的栖身地。所以我想,他后来与林语堂在审美方式上多趋一致,与个性的特点大有关系。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悼亡之类或抨击时弊的文字,确实不行,无论韵味还是气势,均不敌鲁迅。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无辜的学生,酿成惨案。这一血腥事件,震惊了周氏兄弟。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事做出了快速反应。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文中,对刽子手发起了罕有的攻击。尤其是《记念刘和珍君》,乃旷世奇文,那种幽愤与悲慨,即便是六朝碑文,汉唐悼诗,亦不及也。一个所谓“民国”,却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除了以禽兽喻之,还会有什么呢?鲁迅叹道: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0]
许多年来,每次读这篇奇文,都心神俱动。我翻阅过苏轼、袁枚等古人的悼亡之作,在鲁迅的文字面前,都是逊色的。“五四”后许多文人伤时之作,在深厚上,几乎无与鲁迅匹比者。这又使我想起周作人,他大约是看过鲁迅的文章的,嘴里不说,心中自会赞佩吧?那时,他也写了几篇悼念“三一八”烈士的文字,悲愤也是极度的,可内在的张力便远不及鲁迅。他似乎不适宜在这类文体中喷吐自己的感情,倒是挽联中,可看出他悲愤的一面: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除了对日本人的《顺天时报》和陈西滢、章士钊之流的抨击外,这是他一生中最有火辣气的文字。虽然在情感上与思维的超常上,周作人尚不及鲁迅,但他的人道感,庶几可露之于笔端,使我们也看到了他精神世界中愤世的一面。毕竟因为是有了这一面,人们对他后来的失足,便抱有更大的惋惜,倘若在气节上一以贯之的话,或许,文学史中的周作人,会是另一种样子吧?
晚年的周作人,回忆此一段历史,认为鲁迅是对的,文字也好。言外之意,自己不如鲁迅深刻。但是20年代以后,周作人越来越远离鲁迅式的斗士之路,走向了绅士之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各树一旗,互不相让,甚至也有相互批评的时候。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小品文的问题。
性灵小品,是周作人最早倡导的。这一思路,来自于对晚明小品散文的发现。喜欢性灵之作,非遵命之作,并无何坏处,中国文人多有此种嗜好。但在乱世之中,谈所谓闲适与淡雅,对受难的奴隶,就未必是好事。周作人提倡非功利的艺术之作,后人看之,亦无过错,但这种“性灵”要“雅”起来,便要附带两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倘无此,无论怎样也潇洒不起来的。鲁迅与周作人在此点上的冲突,或许是此种因素造成的。
1926年,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便表明过自己喜欢“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1930年在《〈近代散文抄〉序》中,他强调“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同一年所写的《〈草木虫鱼〉小引》则云:“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30年代后,谈“性灵”、“闲适”小品的文字更多,对“载道”以外的“言志”之作,大加赞赏。周作人提倡小品,一是出于读书之爱好,二是出于对现实的反动。就前者而言,有益神养趣的一面;对后者来说,乃扭转功利主义或虚伪文艺。这里有周作人的苦衷,或说大的人生无奈也未可知。他是在看到了社会实在太黑暗,便选择了这一条道路。所以左翼文人过度攻击周作人,而忽略其文化隐喻的一面,实在是偏颇之举。鲁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当他看到林语堂在《论语》、《人间世》发挥周作人的思想,大谈性灵小品时,便看到了其自身于社会的一种负面价值。1933年,鲁迅撰写了《小品文的危机》对林语堂、周作人的思路,给予了不客气的批评: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絜》,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