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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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了人生的苦，这便是周氏兄弟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的自觉。一切乌托邦的预约，在他们那里失去了颜色。读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种对付苦的态度。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写在咀嚼苦难的历程里。只有看懂了这些作品，你才会懂得，“五四”过后，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数作家，如此长久地被人们谈起。那些浅薄地叫喊痛苦与不幸的文人，在他们面前，确是要失去亮度的。
40岁，按当代人的目光，还不属真正意义的中年，至少还拖着青年时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却已把自己当成老年了。他们那么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对体内的青春的永诀，似乎格外看重。但他们“五四”以后从未以一个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带着青年的激情写作过。最初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觉，但又不像传统老人那么古拙、迂执。这很奇特，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两人的时空感，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提示。我认为暮色的雄厚与悲壮，在他两人身上，表现得是格外突出的。此无它，不仅是对已逝的生命的眷恋，更主要的，乃是对生命价值的苍凉的体味。这种生命的自我觉态，使他们的世界的背后，一直散发着人的最真切的气息。迷茫的、自信的、哀伤的……这个灵与肉的碰撞，昭示着他们精神的深与情欲的深。
周作人在《过去的生命》中写生命的流逝声，是真切而哀伤的：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这是周作人在病中写下的句子，毫无30年代以后那种雅态，它是作者原我的袒露，也无遮掩气。这是写给自己的，是生命对生命自身的低语。人大概只有在病中，才会有这类刻骨的感觉。聆听着岁月在身边滑过，意识到春要过去，夏要过去，晚秋与深冬也要过去，内心深处，会有更深的失落感吧？这一点，鲁迅的体悟，要更为深切。《野草·希望》写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1］
……
衰老感，以及对体外世界的复杂的态度，构成了鲁迅世界异样的声调。但鲁迅对生命的内省，总有一种刺耳的声音，似乎涌动着不甘于失败的勇气。这大概是周作人所不具有的。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不可重复性，那感觉便带着无奈的苦涩。人在静思冥想的时候，或许多少有点这类的怅惘，感伤也并不是顾影自怜的做作。我以为问题是如何对待己身，怎样直面生活，这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吧。
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于是便有了对下一代人的爱怜，对青春的歆羡，也便有了父爱意识。周氏兄弟，他们的父爱感一直在作品中迸射着。读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周作人《荆棘》、《小孩》、《儿童的文学》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都不是教训的口吻，而是站在生命价值的角度，以生命对生命的同情，爱抚，来拓展艰难的人生之路。周氏兄弟似乎有着一种与天下弱小者同呼吸的使命，这不仅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更体现在创作里。鲁迅的肃杀，周作人的沉静，似乎都有这种东西。
常人是不会那么敏感地去倾听自己生命的流逝声的。用简单的自恋来解释它，或许并不合适。他们的奇特性在于，其思维之网，均超过了正常人的感觉阈限，智者们从不会纯然地沉浸于世俗的欢娱里，那种竦身一摇，跳将出来反观众生的冷然态度，便是视野超常的根本缘由。周氏兄弟是昏睡的夜的少有的清醒者。周围是广大的黑暗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何处，但却无奈于路的选择。看两人的作品，常常便使人感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于是便以老年人的口吻，叙述着苍冷的世间的故事，绝望与哀痛，长久地萦绕在他们的世界里。在这两个不安的灵魂里，我读到了现代人最为深重的生存困境。
因为心里太寂寞，于是便从艺术里寻找解脱的方式，两人似乎都说过类似的话。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说：
……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想像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
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也写道：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
在苦闷中抒写着己身的爱憎，这在两人身上有着相同的体验。但这苦闷不是简单的恩怨，事功的有无，而恰恰是对生存意义的怀疑，以及对对象世界的否认。两人差不多不约而同地对理性的意义产生了诘问，那种拷问，读起来确有森然的感觉。例如鲁迅，谈中国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便说是“吃人”。而周作人则叹道：中国的历史都是僵尸一样的东西。30年代以前，周作人差不多在思想的脉络上，延续了许多鲁迅的思路，有的干脆如出一辙。周围的世界找不到亮色，于是便在写作中张扬自我的个性。然而在他们的小说、散文中，几乎处处渗透着无奈，文章有时被浓浓的冷雾包围着。先前他们相信文艺是可以改良人生的，至少在“五四”时期，两人有过这类思想，但“五四”高潮过后，一个相信文章的效益不及“火与箭”（鲁迅在《两地书》中向许广平谈及过此），一个则开始躲到苦雨斋中品茶自娱起来。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而20年代末，却一下子成了“老人”，热情一点点消失了。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在痛苦最深的时候，两人的创作量反而更大。在鲁迅那里，译书与写作，有时甚至达到自虐的程度，他把生命的血与泪，全部涂抹于艺术的空间里。心灵的战栗，无序的低语，反抗绝望的吼叫，差不多都折射于其间。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暖色，四周是无边的黑暗，人的苦难占据了小说的空间，给人强烈的压迫感。狂人的眼光，祥林嫂的绝望，孔乙己的潦倒，阿Q的死亡……那是一个太灰色的王国，鲁迅将人类最可怕的一幕，展示给了我们。而周作人呢，却将这黑暗深深地隐到心灵的深处，将苦酒吞入肚中。但在他的散文里，哪怕是最典雅温和的作品中，你依然可体味到一种难言的哀怨。20年代的周作人，在散文的园地里，不断地释放着淡淡的哀愁，虽然不及鲁迅那样强大的张力，但不同寻常的忧郁，也使他的文字体现了生命的深味。那是催人深省的艺术之光，他的生命存在形式，便那样真切而形象地印在这些作品里，使我们这些后人，知道还曾有过这类灵魂的存在。周氏兄弟在创作风格中所体现的风范，对一切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人们，或许都是一个有益的提示。
我深深地感到，鲁迅的苦闷，在创作中并未得到逃脱。除了宣泄之外，他得到的，却是更深重的苦难与绝望。周作人则渐渐远离着历史的黑洞，虽然也不时释放着不安与惊异，但他却在刹那的瞬间，勾勒出诱人的、恬静的乐园，使人于此中体味永恒的美味。这或许是两人根本的区别吧？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但鲁迅却跳了下去，以异样的声音正视着黑暗。鲁迅太冷峻了，你读他的《狂人日记》、《孤独者》，差不多被裹在冬日的寒风里。而周作人却把一道防风的雨布遮掩过来，让你略感到一丝丝的逃避之感。为什么如此不同地选择直面苦难的态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知道他们世界的日趋不同的因由吧？这确实是一个谜，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的情愫，便写在这样的图式里。你无法摆脱这两种苦难的态度，中间的路，似乎是没有的，除非你是一个没有痛感的闲人。
周作人精神上的困顿是深重的。他在纷纭复杂的新旧文化的撞击中，一直处于矛盾的境地。还是在学生时代，他的思想中就有“外国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混杂地拼在一起”。这种矛盾的核心，乃是他对人的个体存在意义的困惑，以及这种困惑所给他带来的对艺术的神往。周作人似乎感到，在真正的艺术王国里，人的内在焦虑与惶惑，都可以得到一种快意的抚慰。因此这时他的文艺观更多的还是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特色，希望在文学中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人的生命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