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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鲁迅与周作人-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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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花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10]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虽然那套房子是他亲自买进、亲自设计改进的,但他只能把这只苦果吞到肚子里。他不想再见到周作人一家,他觉得只有离开那里,才会摆脱所有的不快。
  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在搬出八道湾之前,他对朱安说过:“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11]鲁迅告诉她,如果她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懂得鲁迅的意思了。她很悲伤地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呀。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2]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心在绞痛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
  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敬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精通性心理学的周作人,对此再清楚不过。至少在多半生里,他与羽太信子是恩爱至深的,所以他一直能过着平和的日子。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爱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他似乎已没有了青年的激情。那是成熟的生命之爱,在近于死亡了的爱欲的土壤里,所生长的,是苍绿的新芽。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13]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我一直觉得,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是他一生中最充满自由感的人生之举。拖着历史的长影,从旧的牢笼中奔跑出去,这对他,是何等艰苦而辉煌的抉择!生命是需要爱抚的,没有爱的婚姻,是人间最大的不道德。我们现在读《两地书》,便可感到鲁夫子的沉重和可爱。这用血和泪换来的人性的苏醒,对鲁迅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鲁迅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14]  
  中国人向来好从人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欲把一个人搞臭,多以两性的关系入手,所谓马路新闻、花边消息云云,其无聊,已近于发指地步。这是世俗人的劣性,殊不为怪。但文人们对鲁迅此举的干涉,便匪夷所思了。高长虹等人对鲁迅的攻击,如今看来,可笑得很。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的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于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家之上下四旁》、《谈卓文君》、《记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笔谈》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例如,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云: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自然太太的计划谁也难违拗它。风水与流年也好,遗传与环境也好,总之是说明这个的可怕。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
  人是动物,这一句老实话,自人类发生以至地球毁灭,永久是实实在在的,但在我们人类则须经过相当年龄才能明白承认。所谓动物,可以含有科学家一视同仁的“生物”与儒教徒骂人的“禽兽”这两种意思,所以对于这一句话人们也可以有两样态度。其一,以为既同禽兽,便异圣贤,因感不满,以至悲观。其二,呼铲曰铲,本无不当,听之可也。我可以说就是这样地想,但是附加一点,有时要去综核名实言行,加以批评。本来棘皮动物不会肤如凝脂,怒毛上指栋的猫不打着呼噜,原是一定的理,毋庸怎么考核,无如人这动物是会说话的,可以自称什么家或主唱某主义等,这都是别的众生所没有的。我们如有闲一点儿,免不得要注意及此。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矛头直指鲁迅,这是无疑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厚。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我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我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他在谈《结婚的爱》一书时说:“篇首引圣保罗《与罗马人书》的一句,‘爱是不加害与人的’,可以说是最深切的标语。有些人知道两性要求的差异,以为不能两全,只好牺牲了一方面,‘而为社会计,还不如把女子牺牲了’,大多数男子大约赞成这话。但若如此,这决不是爱了,因为在爱里只有完成,决没有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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