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笃肷钰稀靶⊙А焙苡泄叵怠Ｖ茏魅嗽诠盼幕扪某删停绿滓财鸬揭欢ǖ淖饔谩Ｈ松苡龅揭晃徊┭У睦鲜Γ切沂隆Ｕ绿子胫苁闲值艿墓叵担谥泄跏飞希侵档檬樾吹囊灰场４永鲜Φ降茏樱呛罄吹牡缆分煌渲锌筛刑镜模⒉簧佟Ｕ绿滓院螅泄视姓饫嗟墓Т笫Γ苁闲值埽唤盘ぷ盼餮笪幕拇唤挪茸殴实奈滞粒魑幕换阕牛延辛诵滦脱说姆绻牵饣蛐肀闶抢方脑倒省�
我常想，正当周氏兄弟全力以赴进行翻译工作，钟情于域外文化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随从章太炎读古书的道路？这其中，大约也有革命因素在吧？章太炎是反异族压迫的，他自然在国学中，倾注了许多爱国的东西，所谓还原汉文明的精神正是。尽管周氏兄弟已有了很强的反传统的叛逆感，可对故国文明深切的东西，依然抱有留恋之心。在留学前，兄弟俩便很注重搜集故乡野史杂文，对笔记小说之类情有独钟。但具体的朴学训练，尚未有过。随章太炎读书，可说是极好的补偿。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是存在的。尽管周氏兄弟在骨子里，后来与其老师有着本质的区别。章太炎一生教过的学生甚多，但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周氏兄弟，可他晚年手定自己的弟子录时，却没有鲁迅兄弟的名字，殊为怪事。师生之间后来的隔膜，在此便可略见一斑。
我觉得章太炎是中国学人中最有尼采气质的人。虽然他究竟看过尼采的什么著作没有，已难知晓，但他的放荡不羁，轻蔑世俗之气，是一般文人少有的。他读史书，不像一般儒生那样随着古人走，而是站在高高的文化之山，笑谈古人诸弊。如谈中国文学史，不仅经典烂熟于心，主要是对诸朝诸家的人性弱点，看得颇深。他说唐代人如何不及汉，明清小品文如何缺少大家风范，骈体文在汉如何高伟，而唐以后衰落乃民风所致。我以为有趣的是，他把尚武的精神，也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认为人性健全，体魄健壮，则文学的景观亦阔大。后来文风萎靡，异族入侵是个原因，而人性的弱化，缺劲健之力，乃是其弊的根本。这样的观点，在治学中不断涌出，对周氏兄弟的感染，想必是不小的。鲁迅对魏晋文学的钟爱，倡明“汉唐气魄”，似乎让人看到章太炎的余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周氏兄弟拜章太炎为师之事，或可明白心灵暗有相通的一面。几年之后，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受聘于国民政府，很受孙中山器重。那时鲁迅也到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工作，这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两个均有尼采风骨的人，最后同行于革命之列，实有必然的一面。至于后来章太炎远离民众，反对白话文，参加“投壶古礼”诸事，与鲁迅的道路之不同，则属后话，文学史家，对此自会有较明确的阐释。
鲁迅永远感怀的，是章太炎的革命业绩。他觉得先生的伟大，实不在经学与小学之类的学问中，而是其作为革命家的那段英雄史。周作人大约也赞同此点，但更主要的，是敬佩于他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周作人描述与章太炎交往的故事时，记下了兄弟二人与老师的友谊，也把太炎先生学品勾出，很是有趣：
这也是在一九○八年的事，大概还在去听讲《说文》的前几时吧。有一天龚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著者名字已经忘记。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此事甚好，但也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便顺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许小兄弟的风筝，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
太炎先生，一方面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也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里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苏曼殊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为什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的。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哪一月了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此中止了。
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这一点，是我所亲自参加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得到少许文献的旁证。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后太炎先生学佛学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书即是先生的手笔，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多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柯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究不果，月支薪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此书未署年月；但看来似学梵文时所写，计时当在己酉的夏天。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17］
这是很真实的体味。“五四”那代人的师徒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后人思之，其感受，当不小吧？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师徒，是很少见的。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六卷，5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转引自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3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六卷，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浙江潮〉撰文》，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七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8］ 《鲁迅全集》第二卷，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一卷，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知堂回想录》，17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1］ 《知堂回想录》，19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19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卷，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钱理群：《周作人传》，133…13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5］ 《知堂回想录》，2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也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觉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费用已成问题，便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其实，鲁迅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但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时是一个“供应饭食的人”，与周作人渐有感情，遂生爱意。已经结婚多年的鲁迅，对弟弟的亲事似乎无反对的意见。他在二弟结婚两个月后，返回祖国，这颇合中国人的道德之情。作为兄长，为弟弟的生活创造条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