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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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顾亭林早就看出，南北小异而大同，都是一群空心人。
二百五十
一位在太行山深处担任中学教师的朋友向我讲述山区小学条件的艰苦。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到过因开过某次中央全会闻名的西柏坡，那里的小学校被誉为“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据说现有有了改观，靠希望工程的捐款修了几所漂漂亮亮的楼房。但是，基础教育靠“希望”来维持，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二百五十一
殷海光剖析中国“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这个国家只有奴隶的自由——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然消灭而无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注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驰，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
奴隶的自由只能靠时势来获得，好比农民的收成只能靠老天爷来获得，风调雨顺能果腹充饥，早涝交加则只能啃观音土。我认为，一八九四—一九二七年是东方专制主义全面失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幸福地享用了奴隶的自由。我羡慕梁启超、陈独秀那几代人。他们利用奴隶的自由求得了人的自由，尽管那是昙花一现的自由。
二百五十二
常常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倒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顾随《苦水诗话》，心中大惊。顾随认为人的烦恼苦痛可分三等：第一等人不去痛苦，不思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第二等人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第三等人终日生活于苦痛烦恼中，整个被这洪流所淹没。
我想，鲁迅该是第一等人，他一生反抗绝望，烦恼在他的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徐志摩该是第二等人，逃到爱情中，逃到天空中，谁知道他微笑后面的悲苦呢？朱湘该是第三等人，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烦恼苦痛中，投入滔滔江水，企图质本洁还洁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二百五十三
某学者游弋学界久矣，久而未成名，甚忧苦。一日，闲翻《论语》，读到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时，眼睛为之一亮：此处的“肉”究竟是猪肉、牛肉还是羊肉？以前学界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好大一块处女地被我发现了！
于是，这位“问题意识”极强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揭开千古疑案，乃读书万卷，行路万里。遍览古书，经史子集，烂熟于胸；远赴曲阜，行遍齐鲁，沿孔子游学旧路来一次“新长征”。最后，终于写出一部百万言的专著，论证出孔子所说的“肉”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因为当时齐鲁产羊不产猪。引用材料千条、古书百部，且融入作者自身的人生体验。于是，此巨著轰动学界，海内外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号称新《日知录》、新《管锥编》。
学者名声鹊起，乃脱去“学者”之旧帽，戴上“国学大师”的新帽。欧美日韩的汉学家们视之为圣贤，为转世之乾嘉诸老。邀请函如燕山之雪片，片片飞至。乃游学全球，宣扬我儒家之文明，俨然中华之耶稣也。
我怀疑古人制作干尸的最终日的还是为了“吃”。孔老夫子的尸骨是被七十二弟子啃完的，啃得连一块骨头也不剩。余生也晚，没资格分一杯肉汤，只好啃刻有《论语》、《春秋》的甲骨了。可是还有密密麻麻的白蚁来争夺这仅剩的口粮。
孔夫子的伟大，便是他留下的每个字都能让“会吃的人”吃成个大胖子。向国学大师们学习！
二百五十四
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二百五十五
海涅诞生两百周年，贺敬之在《文艺报》发表词《怀海涅》，最精彩的有这么几句：“曾闻狂言‘终结’，咒语‘告别’——堪笑一丘愚劣。扶天倾，补地裂。导洪流，警覆辙——自有人心、诗心坚胜铁！唤莱茵吹春水，踏昆仑溶雪，且看新队列！”
所谓“终结”大概是讽刺美国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所谓“告别”大概是讽刺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胡乱攻击别人的人品，难道是一个“诗人”的特权吗？这只能是一种继续玩弄“文革”时期的金箍棒的文痞行径。
这首所谓的“词”的“艺术性”究竟如何姑且不论，这首“词”究竟与海涅有没有关系也姑且不论（海涅大概做梦也没有想象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单是那“扶天倾，补地裂”的万丈豪情，就直追领袖的《沁园春·雪》。不过。诗人的大话与政治家的大话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大话一句也能让百万人饿死，而诗人的大话一万句也吹不出一个气球来。且让诗人手淫吧，我们不去看他。
回家的时候，一条小狗在繁华的大街上拼命地叫着，但匆匆来去的人们没有一个停下来关心它叫得是否好听。
二百五十六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绛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若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二百五十七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都在看青山之妩媚，殊不知青山却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拥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二百五十八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祺、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二百五十九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二百六十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二百六十一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疑惧：
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谟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二百六十二
在石家庄陆军学院里，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连周末的时间也被塞进去。盛行绕口令：“你学习，我读报；学什么，都知道。先国内，后国外；老一套，新一套。两手抓，两手硬；安定团结，形势大好。”
二百六十三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上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二百六十四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二百六十五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级三百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忏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十四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个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上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一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二百六十六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二百六十七
契诃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二百六十八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二百六十九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众、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二百七十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
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二百七十一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二百七十二
号召取消娼妓现象的政治家往往是嫖妓次数最多的政治家。
正如呼吁驱赶民工的“高级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