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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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文学奖奖章，他都一概包揽，挂在身上，琳琅满目。百姓中传为笑谈：克里姆林宫的外科医生可得给领袖多装一根肋骨，才撑得住他上百枚奖章的家当。
安德罗波夫继位的时间很短。谢夫成柯认为，安氏是政治局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手腕既温厚，又让人无从捉摸。与别的首脑不同，他不下命令，只是提建议，从不用断然的口吻说话。这种温和的表面只是误导，正如他的助手所说，他看上去像一张柔软的羽毛床，等到你跳上去，才发现底垫塞满了砖块。在文雅的外表之内，隐藏着冷酷无情的真面目。安氏从不赞成任何自由化政策，或者支持实质的经济改革。他残酷地摧抑“异化分子”，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也搞不清楚，这名克格勃头子究竟把多少政治犯送进了监狱。人们都被他表面上那种喜爱艺术的文明知识分子的形象瞒过了。
之后的契尔年科，以七十二岁的高龄登基。人不是绝顶聪明，可是做事很实际，契氏一向的态度相当苛求、粗鲁、独裁、傲慢，而又无比的自大。刚入政治局时，他常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纵酒狂欢，令那些不喝酒的元老颇为不满。平常他不太说话，却常会冒出一些尖锐的句子，干扰他人。他的部属不仅是在他面前，甚至在电话中和他交谈，都会整个都像矮了一截似的。契氏终其一生，主要的努力都是在党部工作时建立的，他一向坚决主张苏联全体上下都要纳入党的控制之中。他对中央委员会的动作了如指掌，堪称“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契氏自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仍然栽在安德罗波夫手上。安氏掌权后，他很长时间没有露面，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幸运的是，安氏死在他的前面，他终于坐上了总书记的位子，尽管他也同安氏一样，位子没坐热便一命呜呼了。
“大人物”原来都是这样一群卑鄙无耻之徒。谢夫成柯与他们同桌而坐，眼见“伟大领袖”轻率地论断是非，眨眼间又可以颠倒黑白；眼见他们虚伪腐败，无所不为；更眼见他们完全隔绝群众，不顾民心。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古老沉静的回廊里暗藏着一座博物馆，架上尽是主义教条，虽然清楚可见，早就变成化石了，就像嵌在琥珀里的苍蝇一般。“克里姆林宫是全世界最缺乏正直、诚实、开放的地方。从领导人私人生活，直到他们堂皇的政治计划，到处充满了虚伪作态。”这里，真正受到顶礼膜拜的只有权力，权力带来永无止境的需求，小至进口汽车，大到吞并别的国家。
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犬儒社会。人们为了各种理由在双重生活的夹缝中匍匐前进：怕伤害到家庭、全然地依赖国家、以及怀疑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思考者只能变成疯子或酒鬼，要不就自杀身死。要想保持上层阶级的身分地位，不能光靠做作撒谎，一个人不是设法打倒别以人求自保，就是教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克格勃大逞威风的根本原因。整个苏联社会，从最低阶层到最高职位，从出生到死亡，大家都有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猜忌”。每个领导人只要一步步往上爬，他的顾虑就随之更加严重。新获的权力越大，相对损失也就越多。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也无法信任，深恐有一天会被人给卖了。出卖别人是一种正常现象，勾心斗角，怀疑的算计已经变成一种高级艺术。“即使马基亚维利再世，活在当代莫斯科，他也必定叹为观止，自叹弗如。”
谢夫成柯的理想破灭了。尽管他功成名就，是苏联最年轻的大使级官员，并且将是副外长的人选，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对这一切丧失了兴趣。“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终于放弃还有可为的指望了，虽然我正步步高升，可是想到自己一方面在心理上秉持异议，实际上都又得扮演官僚主义的应声虫，这种日子未免太可怕了。想到时时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处处要面对克格勃的阴影，还有党的疲劳轰炸，简直无法忍受。如果继续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美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种不同的体制及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事。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决定投奔美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庭，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做专制国度的大人物，还不如做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体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高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进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光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出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为第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富于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