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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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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调查者认为,他们所观察的一批人,根据其特点(除去功
名地位以外)可以把他们归入通常所理解的绅士阶级之中,有人可
能争辩说,这些观察家的社会分类方案还不够精确。虽然这无疑
是对的,可是在像费孝通那样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的著作中的一
些解说之所以模糊,并不是由于缺乏对方法论问题的关心,而是由
于这些著作寻求职能的描述以代替形式的分类。当费孝通把。受
过教育的土地拥有者。包括在20世纪的绅士一类时,他的意思是
说这些人像历史上以绅士著称的集团那样享有威信和行使权力。
毫无疑问,费孝通假定,在传统的制度下恰恰就是这些人通过科举
及第或通过捐纳功名和头衔才有资格取得正式的绅士地位。虽然
到了20世纪30年代,拥有旧政权的正式绅士地位的这些绅士究
竟占多大百分比的问题仍可争论,但如果否定某种程度的社会延


续性,那也是不合理的。①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史的大部分内容
包括了旧名流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努力,这种假设似乎是公
平的。 
那种变化的环境的一个突出方面是,过去用以确定绅士与国
家关系的形式上的特征已被取消。科举制度的结束的确意味着某
些特定的额外所得和机会的丧失,为此现在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
代替。虽然一个绅士家庭的地方上的地位取决于许多因素(名流
的亲属体系结构、学识的声望、闲情逸致,另外还常常取决于拥有
的土地),而且这些因素不单单是由正式的功名地位所产生,但在
某些方面正式的功名地位对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的生存来说是不
可缺少的。首先,依附在高级功名身份上的显要社会地位能使上
层绅士接近地方官员,这个特权能够转化为有利于他们的税额核
定和法律裁决,同时还使他们免除腐化的衙门吏役的普遍的敲诈
勒索。其次,正式的绅士地位意味着在法令上可以免服劳役或免
缴劳役折成的货币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式的绅士地位
是取得收入的手段。拥有职务是一条能顺利致富的道路。在地方
上,绅士按惯例进行服务(如修理堤坝和管理地方防务),能取得各
种收入,很明显,如果农村绅士要生存下去,他们现在就要与国家
政权的正式机构进行新的联系。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城乡关系论文集。(芝加哥,1953年),第32页。在19
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当然也存在着作用于农村名流的不寻常的经济力量。经济
形式的基本变化(如地租的日益货币化,固定地租之代替分成地租,外居地主的增加)
改变这一阶级的程度仍有待于系统的研究。 
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卷1的材料的编排正好注意了这些问题。此书
在选用材料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分期方案的理论需要的影响。这个问题尚待
决定。 

地方自治制自然是一个方便的权宜之计。许多地方记载证


明,农村名流通过控制自治的机构力图维持他们在村社的统治,这
个过程我们已经追溯到了晚清的团练制,并且顺利地延续到20世
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在陕西,通过地方自治机
关,名流的控制明显地得到加强。1931年的一份记载叙述了绅士通
过贿赂得到区长和其他地方职务的情况;他们利用这些职位开始
派捐,勒索了巨额钱财。另一个通讯员写了豪绅通过区自治把持
一切地方事务的情况;这份记载特别指出,过去相当分散和非正式
的绅权,现在通过对地方自治机构的控制又得到了新的集中和合
法化。在贵州(根据1938年的一份报告),旧保甲制的保在自治制
度下已变成了土豪领导的基本上自治的单位,这些土豪都是大地
主。他们或称司令,或称团长,这再次说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晚清
的地方军事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总的形势表现出一
种地方的地主(他们的大部分人有一种特别的绅士生活方式)加强
控制地方自治制的过程。① 
传统名流的解体 
我们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中国农村名流生存到了20世纪,并
且在某些方面的确巩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可是,虽然农
村各县的大部分旧秩序在19世纪行将结束时保持完整,并且的确
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但是显然有各种新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阻
止了沿着传统路线重建中国政体的努力。什么因素影响着作为国
家一部分的中国名流的结构,以致使它不能在1911年以后在中国
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和有效的政府?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第382-384页。又见行政院农村复
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1934年),第148-149页。 

现在让我们在考察时超越现代化的实际内容——涉及几种文


化对抗中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技术——而去考虑现代化过程对中国
名流的总的结构影响。早期的现代化主要是城市——特别是商
埠——的一种现象,相对地说,中国农村未被波及。由于以城市为
中心,现代化过程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
越难以与中国农村的问题完全利害一致。于是,现代化文化与现
代以前的文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
向。尽管新的城市名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
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
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 

费孝通所称的农村社会的。社会腐蚀。因现代化过程而加剧
了。①随着一些城市进一步进入新文化时期,它们促使有才之士
从内地的村镇流出,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那
些投身于城市生活中现代化部门的名流发现他们难以再与市镇和
县城的现代以前的文化保持关系。对那些出国留学的名流来说,
情况更是如此。甚至年轻的城市名流中政治上最激进的人也很少
能在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方面有所作为。现代化对名流所起的分裂
作用引起了像梁漱溟和陶行知等激进的农村重建论者的一片警告
之声,梁、陶二人寻求的是重新使年轻和进步的城市居民与农村问
题利害一致的途径。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
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
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
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但在20世纪,城乡大为扩大的差
距排除了这类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各层
次名流的一体化——这是清朝体制战胜它内部敌人的关键因
素——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在1949年国家政体的重新一体化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第127-142页。 


最终实现时,竟随之出现了力图造就一批其文化既植根于中国生
活中现代部门、又植根于现代以前部门的新名流的活动,这是不足
为奇的。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
管有动听的政治词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农村社会的有财有
势的人,但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代化的南京
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到
3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正在削弱农村小统治者的影响,
剥夺他们的地方治安权,并将地方的治安臵于正规的政府警察机
构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职权范围内。①南京政府在建立一个有
效的地方控制形式时所经历的困难被日本侵略者继承了下来,后
者发现自己的日子基本上并不比他们企图赖以统治的本地政府更
加好过。的确,他们从城市基地控制农村地区的困难,使人想起前
一个世纪太平军遇到的困难。 

① 苏松芬编:。现行地方自治法令解释汇编。(上海,1934年),第147-153页。
李宗黄:。中国地方自治概论。(台北,1949年),第66-67页。。湖南省县政报告。卷2,
第42页。 
② 李瞻(音):。战斗中的解放区民兵。(香港,1947年),第22-32页;外务省调查
局编:。中共概论。(东京,1949年),第58-72页。 

对比之下,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地方军事化结构与我们看到的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
人的相似之处。它的相互支援的军事化层次包括从非全日的民兵
到全日的游击战士,再到完全的职业军。它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
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②根据地方军事
化的传统形式来研究它的组织与战略同其他类似的军事制度的组
织与战略的因果脉络,应该说是有益的。这种多层次的等级组织
已能够对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脱离农村环境的城市名流提出有力的


挑战:不论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城市名流,或是对1949年以前的中
国城市名流都是如此,前者因为外地出身和信奉深奥的思想,后者
因为与西方世界有文化联系,所以都脱离了农村。 
(杨品泉译) 

 


 

参考书目 

(本书脚注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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