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编1917-1926年-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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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和“一枝枝的毛儿”一起“战栗”（《夜步十里松原》）。作为人的自我被赋予了创造与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湘累》）。从泛神论思想出发，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更，赋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予他的形象以飞动的色彩：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山在那儿燃烧，银在波中舞蹈“（《光海》），赋予破坏与创造以力的美：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以上几个方面，就构成了《女神》形象的基本特色：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由此形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术风格。同时，《女神》中有一部分作品，主要是早期诗作，也不乏“崇尚清淡”之作。
和《女神》所表现的“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及雄奇风格相适应，《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郭沫若一方面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注：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215 页、206 页、216…217 页），同时又认为“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注：郭沫若：《文学的本质》，《文艺论集》，224 页），“这儿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注：郭沫若：《论节奏》《文艺论集》，236页）。因此，就《女神》总体看，她的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类外在格律相对严谨，押韵、诗节、诗行大体整齐。如《晨兴》，全诗三节，每节三行，每句末押大致相近的韵。另一类（占《女神》的大多数）则是情绪自然消涨的内在韵律与某种程度的外在韵律（或不规则押韵，或用排比、复沓、对偶）相结合，使得诗在自由变动中取得某种程度的整齐与和韵。如《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二行一节，多至十三行一节，每节字数少至三字，多至十字，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押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
三 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郭沫若于 1923 年出版了他的诗歌、散文、戏曲集《星空》。如果说《女神》是诗的“呐喊”，这本写于 1921、1922 年间的《星空》就是诗的“彷徨”。构成《星空》形象体系的依然是地球、大海、星辰与太阳，但却完全变化了色彩：在黎明中奏着音乐的地球在“海水怀抱”中“死了”（《冬景》）；在波涛汹涌中光芒万丈的新生的太阳惨然变色：“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可怕的血海”（《吴淞堤上》）；“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星空》）；“有的是鲜红的血痕，有的是净朗的泪晶，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了多少深沉的苦闷”（《献诗》）；“囚在个庞大的铁网笼中”的大鹫代替了“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的“雄壮的飞鹰”（《大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的“带了箭的雁”鹅”代替了翱翔在更生的宇宙中的欢唱的凤凰（《献诗》）。形象与色彩的转换折射出时代风云的变幻，诗人及社会心理、情绪的嬗变：由“五四”高潮期的乐观、昂扬，跌入退潮期的苦闷、彷徨，开始更深刻的求索。《星空》失去了《女神》的单纯性与统一性，多种音调、画面交换出现，反映了历史彷徨期的复杂多变性。忽而是平和的幽音，宁静的画图，诗行间透露出逃遁于大自然的远古时代的企想；忽而是愤激的哀调，血腥的画图，面对黑暗的现实，“尝着诞生的苦闷”；忽而跳荡着欢快的乐音，绘着生机盎然的新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从冬看到春，从死看到生的辩证思考。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洪水时代》，浑雄的音调，广阔的画面，上下求索几千年，在古代英雄与的近代劳工间找到了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寄希望于“未来的开拓者”，预言着“第二次的洪水时代”的到来。《星空》中的诗，虽缺乏“《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郭沫若：《序我的诗》《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214 页），但技巧却趋于圆熟：结构更严谨，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深沉。
写于 1925 年初春的《瓶》可以说是《女神》与《星空》的诗情在爱情题材上的别一种流露。这里有《女神》式的火山般的热情喷发与奇特想象：诗人由爱极、恋极而想到死，幻想把爱情的化身一枝红梅吞进心头，“梅花在我的尸中，会结成五个梅子，梅子再进成梅林，啊，我真是永远不死”（《第十六首，春莺曲》）。这是一种浪漫化了的为爱情而献身的精神，与《女神》的时代精神显然是相通的。《瓶》中另一类诗，真挚大胆地表现了恋爱中的焦躁、苦闷、失望和痛苦：“呵，海水荡着地球，/地球是永远不动！/波震着我的心哟，/你是只有呀终天的永痛”（《第三十七首》）。这同样是《星空》时期的时代苦闷在爱情生活上的投影。
主要写于 1923 年的《前茅》（1928 年出版）、写于 1928 年初的《恢复》（1928 年出版），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在《前茅》里，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新的革命高潮逼进的时代气息，一面宣告和与时代精神不相容的旧的情感、追求的决裂：“别了，虚无的幻美”“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我从前对于你的赞美，我如今要一笔勾销”；一面关注着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工农，命运与斗争（《上海的早晨》《励失业的友人》《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诗中出现了“镰刀”“戈铤”“炬火”“金钲”等形象（《孤军行》），热情呼唤着：“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大革命哟，快起！起！起！”《恢复》时期诗人面对着“如火如荼”的白色“恐怖”却没有任何悲观、苦闷与彷徨，有的只是不屈的战争精神：“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如火如荼的恐怖》），昂扬的乐观主义：“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战取》），这一切全建筑于对工农力量的确信，对于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工农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就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我想起了陈涉吴广》）。《恢复》里的诗歌无疑已经“属于别一世界”（注：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494 页），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最初尝试。这些诗歌咏了工农大众，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具有一种“犹如鞺鞑的鼙鼓声浪喧天”的“狂暴”的力的美；同时也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幼稚病，这主要是把诗歌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以及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艺术水平的下降与诗人艺术观的片面性有着密切关系。郭沫若强调诗歌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的同时，提出文艺必须充当政治的“留声机器”（注：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论集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62 页），以后又进一步宣称“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注：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209 页），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政治与艺术的界限。郭沫若还把创作方法、艺术手法与政治倾向联系起来，宣布唯有现实主义才是“革命”的，“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文艺论集续集》，41 页），并将创作中的“灵感”“主观”、、“自我表现”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认为“纯粹代表这一方面的作品就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作品”（注：郭沫若：《桌子的跳舞》《文艺论集续集》，58 页）。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作中，重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四 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郭沫若早在现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写出了著名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个剧本），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时代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注：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238 页）。在抗战时期，郭沫若更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历史剧，并明确提出“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注：郭沫若：《从典型说起》《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543 页）、“据今推古”（注：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郭沫若论创作》，374 页、373页）的理论。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的历史精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注：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郭沫若论创作》 374 页、 页。，373）。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注：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论创作》，501 页、502 页）。所谓“求似” 就是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注：郭沫若：〈孔雀胆〉二三事》《郭沫若论创作》《，456 页）。郭沫若根据他对战国历史的研究，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但，这根本也就是悲剧的精神，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注：郭沫若：《献给现实的蟠桃》《郭沫若论创作》，421 页）。郭沫若所有的取材于战国时代的历史剧作，无论是《虎符》，还是《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都是力求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悲剧精神，并在这历史悲剧精神的表现里，注入剧作家在他所生活的现实（抗日战争大后方）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悲剧精神与时代所提出的反抗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民主要求。因此，在郭沫若笔下的悲剧主人公屈原、如姬、高渐离、聂政等，都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具有极其崇高的人格美，他们是民族的精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美；他们自觉意识到“以仁义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历史要求，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