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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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不得的，”他说，“香肠——是毒药！奶酪——也是毒药！这都是动物身上的极为有害的物质！面包呢？这些黄油是油泥！应该吃用金盏花煮的肉！吃辣椒！白菜！萝卜！那时永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我可以活一百万年！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们以为我是个江湖骗子。不，我只不过是敢想，我的胆子比我们那些保守的医生们大一些。疾病是不存在的！医治溃疡或者结核是荒唐可笑的！应该医治细胞！永保青春的秘诀是；按规定进餐、呼吸新鲜空气和精神疗法。细胞是生命的根本之根本，你们要合理地供给它们营养、氧气，要经常锻炼它们，当你们同某个细胞、或者同决定你们本身存在的亿万个其他的细胞谈话的时候，要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同盟者。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受环境支配的软弱的人，而是生存于阳光之下的所有国家中最理智的、拥有数百万细胞的大国的领袖！你是整个银河系中的大国！最后你们还要明白，你们是什么人！要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要学会尊重自己，什么也不要怕。如果你明白了人的天赋，亦即作为一个人的使命，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恐惧都是虚幻的，令人可笑的！”
　　凯特试图同自己的手指谈一会儿话。但是孩子们的哭声越来越大，她知道，已经没有时间同她的细胞大军谈话了。她举起左手，仍然觉得它不听使唤。她开始用麻木的手指抓头顶上的铁盖子。盖板动弹了一下。
　　凯特用头顶了顶，盖板移动了。她甚至没有看一看地下室里是否有人，就把孩子举上来放在地板上，随后她自己也爬出来，和孩子们并排躺在地板上。这时她已经精疲力竭、神志模糊了。

　　第五节
　　“那些热情答应帮忙的先生们曾事先告诉我，说您有能力通过某种方式使我同那些决定千百万德国人命运的人取得联系，”牧师说，“如果我们能够接近上层社会，哪怕是接近一天，那么将来我们就有许多东西可以得到宽恕。”
　　“我想先给您提几个问题。”
　　“请提吧。我愿意回答所有问题。”
　　和牧师谈话的是一个意大利人，身体消瘦，个子很高，看样子十分苍老，举止却显得非常年轻。
　　“用不着回答所有问题。如果您同意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就不再相信您了。”
　　“我不是外交官。我是受人委托前来找您…”
　　“是的，是的，我明白。已经有人向我转告过您的一些情况。第一个问题：您介绍的是什么人？”
　　“对不起，但我应该先听听您的回答：您是什么人？我准备谈谈留在希特勒身边的人。死亡威胁着他们——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您住在中立国家里，您不受任何威胁。”
　　“您以为在中立国就没有盖世太保的间谍吗？不过，这是个别情况，这和我们的谈话没有关系。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
　　“我从您的英语已听出这一点。大概您是意大利人吧？”
　　“是的，就出生地来说，我是意大利人。但我是美国公民，因此，既然您相信那些帮助我们会面的先生们，您也可以非常坦率地同我谈话。”
　　牧师想起布吕宁临别时的嘱咐。所以他说：
　　“我在故乡的朋友们认为，所有的德国军队全部投降，肃清党卫队的各个部队，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我的朋友们想知道，我们应该和盟国代表中的什么人接触？”
　　“您指的是帝国所有部队：驻在西部、东部、南部和北部的部队同时投降？”
　　“您想提出一条不同的途径？”
　　“我们的谈话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进行的：谈判对德国人有好处，而不是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将要提出一些条件，您说对吗？为了使我的朋友们能够同您进行具体的谈话，正像古人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应当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多少人？在谁的帮助下？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我不是政治家。也许您是对的……但我请求您相信我的坦率。我不了解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个小组背后都是些什么人，但我知道，代表这个小组的人是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
　　“这是玩弄猫捉耗子的游戏。对政治问题，一切都应该一开始就讲好。政治家喜欢讨价还价，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秘密可言。他们在衡量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如果他们不善于讨价还价，如果他们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代表，他们就会被推翻，如果他们来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那么在下次选举时他们就会落选。我建议您转告您的朋友们，在我们弄清楚他们代表什么人，他们的纲领、首先是意识形态纲领是什么，以及在事先得到我们帮助之后他们打算在德国实现哪些计划之前，我们是不会坐下来同他们谈话的。”
　　“意识形态纲领是很明白的：它以反纳粹主义为基础。”
　　“然而在您的朋友们看来，将来的德国是什么样子呢？它将朝着哪个目标发展呢？你们向德国人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如果您不能替您的朋友们负责，那么我想听一听您个人的观点。”
　　“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们，都不愿意看见未来的德国染上布尔什维克的赤色。但是在这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保持（尽管是变相的保持）某种镇压德国现有的德国人的机关的想法是极端荒谬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希特勒下野之后，谁能够使德国人民遵守秩序？宗教界人士？现在被拘留在集中营里的人？还是那些决心与希特勒主义断绝往来的现实存在的警察部队的指挥员？”
　　“德国的警察部队属于党卫队元帅希姆莱领导。”
　　“这我听说过。”牧师的对话人微微一笑。
　　“这么说，您指的是保持党卫队的权力，您认为它有可能使人民摆脱无政府状态，从而遵守秩序？”
　　“谁提过类似的建议？我认为这个问题还从未讨论过。”意大利人回答说，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第一次绷着脸严厉地注视了牧师一眼。
　　牧师吓了一跳。他明白自己说走了嘴：这个非常仔细的意大利人会立刻抓住他不放，强迫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美国人同党卫队谈判的全部情况。布吕宁曾给他看过谈判的速记记录。牧师知道，他不善于撒谎，他的脸色总能暴露他内心的一些想法。
　　然而，这个意大利人，作为杜勒斯情报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到住所之后，沉思了很久，然后才坐下来写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
　　“要么他是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意大利人心想，“在德国没有任何影响，要么他是一个精明的侦察员。他不善于讨价还价，但是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不过，他最后几句话证明他知道同沃尔夫谈判的一些情况。”

　　第六节　1945年3月13日20时24分
　　凯特没有钱乘坐地铁。可是她急需乘车离开这里，随便去哪里找一个有炉子的地方。给孩子们换换衣服，然清用襁褓重新把他们包好。如果她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两个孩子不久就会死掉，因为他们已经在寒冷中待了很长时间。
　　“那样还不如早晨就结束这一切好呢，”不知为什么凯特老是摆脱不掉这个念头，“或者呆在地下室里。”她心中的危险感变得有点迟钝了。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向四下瞧一瞧，便匆匆忙忙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她不大清楚自己该往哪里去，怎样买票，把孩子放在什么地方待一会儿。她对乘务员说，她没有钱，她的钱全部留在被炸毁的住宅里了。乘务员埋怨了几句，劝她去难民收容站。凯特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这里不像外面那么冷。睡意立刻向她袭来。“我不能睡着”，她对自己说，“我无权睡觉。”
　　然而她马上就睡着了。
　　她感觉到有人推她，揪她的肩膀，但她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她现在很暖和，舒服极了，孩子的哭声也似乎离得很远，听来模模糊糊．
　　她恍惚看见一个古怪的五彩缤纷的东西，她不由自主地为那些枯燥无味、过于感伤的梦境感到难为情：此刻她正和一个小男孩沿着厚厚的蔚蓝色地毯走进一座房屋，小男孩自己已经会走路，抱着一个布娃娃；埃尔温、妈妈、在别墅认识的那个自称可以活一百万年的邻居老头儿，一起走出来迎接他们……
　　“太太！”有人用力推了她一下，使得她的鬓角在冷冰冰的窗玻璃上磕了一下。
　　凯特睁开眼晴。乘务员和一名警察站在她身旁；公共汽车里黑乎乎的。
　　“什么？”凯特把孩子抱得更紧一些，低声问道，“什么事？”
　　“空袭，”乘务员也低声回答说，“快走吧……”
　　“去哪儿？”
　　“去避弹所，”那个警察说，“让我帮您抱着孩子吧。”
　　“不，”凯特说，一边把孩子抱紧，“他们离不开我。”
　　乘务员耸了耸肩，但是没有说话。警察搀着她的胳膊，把她领进了避弹所。这里光线很暗，但很暖和。凯特走到一个角落里，两个男孩子从长凳上站起来，给她让了一个位子。
　　“谢谢。”
　　她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然后向在避弹所里值勤的希特勒青年队的一个姑娘请求说：
　　“我的房子被炸毁了，我连一块尿布也没有，请帮帮我的忙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女邻居被炸死了，我收留了她的女儿。可我什么也没有……”
　　姑娘点了点头，很快就找来了尿布。
　　“请拿去吧，”姑娘说，“这里是四块，我想暂时够您用的了。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去找附近的难民救济处，不过您必须持有您所在的区警察署和行政长官签发的证明信。”
　　“是的，当然了，谢谢您，”凯特回答说，她开始给孩子换尿布，“请问这里有水吗？有没有水和火炉？我想洗洗湿尿布，我这里有八块呢，够我明天用的了。”
　　“有冷水，我想还应该发给您一块肥皂。过一会儿您到这里来一下，这一切由我来办。”
　　两个孩子吃饱以后很快就睡着了。凯特也靠在墙上，打算睡一会儿，哪怕睡半个小时也好。“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她对自己说，“我在发烧，大概在地道里冻感冒了…不，孩子们不会感冒的，他们包在毯子里，脚是暖和的。我先睡一会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她又出现了幻觉，但是现在的梦境很不连贯，幻影断断续续地向她飘来，蓝白红黑几种颜色迅速地在她眼前交替出现，她的眼睛很快就疲倦了。她依然注视着这些急剧交替的颜色。“大概，我的眼球在眼脸下面转动着，”凯特突然明白了，“这是非常明显的，苏兹达利采夫上校在学校里曾经这样说过。”她惊惧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远处还在轰炸，模模糊糊地听见高射炮的吼叫和炸弹的爆炸声。
　　“我应该去找施蒂尔里茨，”凯特对自己说，她惊奇自己在这样的时刻还能够平静地思考，思路清晰而且准确。“不，”她心里又萌生了反驳的意见，“你不能去找他。要知道，他们会向你询问他的情况。那时你毁了自己，也毁了他。”
　　凯特又睡着了。她睡了半个小时，然后睁开眼睛，自我感觉好了一些。虽然她忘记了她曾想过施蒂尔里茨，但她忽然清晰地想起一个电话号码：42－75－41。
　　“请问，”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