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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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以不把戈台勒尔下狱,而派他到伯尔尼去见杜勒斯提出鞲和的建议。把元首、戈塔尔和鲍曼枪毙掉,就像1934年杀死施特拉塞那样。让他们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团团转,跪在地上求饶,那也很不错……不过,希特勒是决不会求饶的。甚至戈培尔也不会求饶。会求饶的是鲍曼。他贪生怕死,而且他看待世间一切是最清醒不过的…而我当时的意志却十分薄弱,我回想起了在元首身旁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可真是个窝囊废……私人情感战胜了我…”
实际上希姆莱竭尽了全力为自己从那次七月事件中捞取了最大限度的好处。戈培尔镇压了柏林的叛乱,但是希姆莱却从他手中夺走了胜利。他知道利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戈培尔这个狂热分子只有当他被党内常用的漂亮词藻搞得昏昏然的时候他才可能把自己的胜利交出来,因为这些用语是他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他最喜欢听的。
希姆莱当时向戈培尔阐述了一番必须立即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镇压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扬的道理。“我们必须向人民讲清楚,”他对戈培尔说,“除了我们这个有党卫队英雄好汉的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此坚决地除掉那些卖身投敌的杀人团伙。”
于是报纸和电台开始宣传“党卫队功绩”的运动。那时候元首对希姆莱特别友善亲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希姆莱觉得总的败局在变成胜局,尤其是11月9日那天,元首开国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委托他,党卫队全国司令,代表元首在慕尼黑发表节日演说。
直到现在他还能忆起(回忆时他总感到很紧张,而且有点害怕),当他走上元首的讲台,和元首并排站在一起的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甜丝丝的滋味。而戈培尔、戈林、里宾特洛甫、莱伊等人都站在下面,往常元首在场时他也是站在那里。戈培尔等人向他鼓掌,按照他的手势举起手来行党礼,稍停片刻后,他们便开始欢呼,跟着,整个会场也高声欢呼起来。纵使他们对他十分忌恨,认为他不配充当这一伟大的角色,随便他们怎么想,但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伦理标准,他们必须在到会的两千名地方首领面前向他希姆莱履行规定的仪式表示党内最崇高的敬意。
鲍曼…哎呀,他是多么仇恨鲍曼呀!正是这个对希姆莱如此青云直上感到不安的鲍曼战胜了他。
鲍曼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元首,他知道,如果希特勒宠爱信任某人,那么就决不能说这个人的半点不字。因此鲍曼向元首建议说:“期望陆军有什么作为这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党卫队师这支队伍,它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有我的朋友希姆莱,党卫队的首领可以肩负起指挥东部战线,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重任。只有他统辖的党卫队和陆军在他的指挥下才能打退并击溃俄国人。”
第二天希姆莱飞抵元首大本营。他带来了一项命令请元首批准,上面说:以前由鲍曼管辖的所有的地方长官,现在要受他党卫队全国司令和鲍曼的双重领导。他准备好对付鲍曼的一次致命性打击。而且元首很轻易地批准了这项决定,这使他有点奇怪。但是元首在命令上签字后不到一分钟他就恍然大悟了。
“我祝贺您,希姆莱。您被任命为‘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总司令。除了您。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溃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除了您,谁也不能掐住斯大林的脖子,迫使他接受我的鞲和条件!”
这等于是彻底垮台。时值1945年1月,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让这些温情幻想去见鬼吧!唯一的指望是立刻与西方讲和,和他们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军。
希姆莱感谢元首委任他这样崇高光荣的职务后便,回到自己的大本营。随即他拜见了戈林,但是两人话不投机。
此时他从梦中惊醒,再也难以人睡,所以站在窗前谛听着寂静的松林;想给被他抛弃的女儿打个电话,可又不敢,因为这可能被鲍曼知道;也不敢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他一直在爱着她)打电话,因为他怕招惹麻烦:元首是从不原谅如他说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该死的患梅毒病的家伙……道德败坏……希姆莱痛恨地望了一眼电话机,没想到他苦心经营十八年才建立起的机器如今却反过来对他十分不利了。
“完了,”他自言自语说道,“如果我不立即开始为自己的性命奋斗,我就要完蛋。”
根据一些间谍情报,希姆莱可以推断出,驻在意大利的兵团司令官凯塞林元帅不反对与西方谈判。这点只有施伦堡和希姆莱两个人知道。提供这个情报的两名间谍已经被消灭:在他们飞回意大利去见凯塞林时,特意制造了一起飞机失事的惨剧。从意大利可以直达瑞士,而美国驻欧洲的情报机关首脑艾伦·杜勒斯就在瑞士坐阵。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重要人物的直接接触,更何况凯塞林的朋友,驻意大利党卫队的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同时又是个忠于希姆莱的人。
希姆莱拿起话筒,说:“请立刻把卡尔·沃尔夫将军请来。”
卡尔·沃尔夫是希姆莱的司令部主任。希姆莱对他十分信任。沃尔夫即将代表他希姆莱与西方谈判。
第四节 调兵遣将
第一次提审牧师施拉格的时候,施蒂尔里茨并没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他只不过是执行施伦堡的命令而已。但是和施拉格交谈了三天之后,他突然对这位举止十分庄重、但又有几分孩子气的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和牧师谈话时,以及在熟悉他的专案材料时,施蒂尔里茨愈来愈多地考虑,怎样能使牧师对他将来的工作有所研益。
施蒂尔里茨深信牧师不仅仇恨法西斯主义,不仅愿意帮助现有的地下工作者(实际上他在听完牧师和克劳斯谈话录音后就对这两点毫不怀疑了),所以他想在未来的工作中也给施拉格牧师分配一个角色,只是还没有最后考虑好怎样更有效地使用他。
施蒂尔里茨从来不预先猜测事情发展的细节。有一次,他横越欧洲去安卡拉,在火车上读到一段普希金的逸事。这段趣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直到现在他还时常能回忆起来。作者是位颇有才气的文学研究家,他写道:一次,有人问普希金,美丽的塔吉扬娜的未来如何。普希金很恼火地回答说:“这件事你去问她吧,我可不知道。”施蒂尔里茨时常与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谈话,尤其是在盖世太保逮捕了研究原子问题的物理学家隆格之后。施蒂尔里茨很想知道科学理论家能否事先计划安排他们的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把探索的方向确定下来,其余一切都要在试验的过程中才能确定。”
侦察工作也完全是这样。如果把某项行动安排得过分精细,具体,那就有可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在相互紧密制约的各环节中,哪怕有一个突然脱落,就可能导致主要方面的失败。所以要看清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眼睛要盯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特别是当你只能孤军作战的时候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认为只有这样做,取胜才有更大的把握。
“好了,我们就动用一下这位牧师吧,”施蒂尔里茨自言自语说,“克劳斯被除掉之后,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无人监督地受我指挥了。我已经向施伦堡报告,牧师与前首相布吕宁的关系未能查明,看样子,他已经对老牧师不感兴趣了。但是,在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我对老牧师的兴趣却愈来愈大了。”
第五节 1945年2月16日4时45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的党员鉴定:
“1939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射击比赛运动员,曾数次获奖。对家庭忠贞不二。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党卫队总司令的嘉奖--”
缪勒在深夜把一级突击大队长叫来,因为他喝完卡尔登勃鲁纳的白兰地又睡了一觉,现在感到很有精神。
“这种白兰地果然与众不同,”他一边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摩后脑勺,一边这样想,“喝了我们的白兰地头疼得都要炸裂了,可这种酒却使头脑感觉轻松。只是感到后脑勺一阵阵轻微的眸吟作响,这一定是血压的缘故,是很自然的事……”
艾斯曼睁着两只红肿的眼睛看了一下缪勒,然后微微一笑,他那稚气十足的微笑正在气头上的人见了也会气消怒息的。
“我的脑袋也疼得要炸裂了,”他说,“我就像天旱盼大雨一样巴望着能睡上七个小时。我还从来没想到失眠的痛苦是最可怕的折磨。”
“我们有一个俄国间谍,过去是个极凶残的土匪,他对我谈过,说他们在劳改营里常常从茶叶里熬制一种奇妙的饮料‘契啡尔’当酒喝,这种饮料可以醉人,也可以提神。我们何不也试上一试?”说完,缪勒大笑起来。“反正早晚我们要在他们的集中营里喝这种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事先学会它的制作方法呢?”
缪勒相信艾斯曼,所以无论是和他开玩笑,还是谈话都很不客气,但却真诚坦率。
“您听我说,”缨勒接着说,“现在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麻烦事。今天白天局长叫我去见他。这些当官的统统都是些幻想家……他们当然可以整夭地异想天开,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发指示,下命令,甚至马戏团里的黑猩猩也干得了……您知道,局长对施蒂尔里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对谁…?!”
“您没听错,就是对施蒂尔里茨。他是施伦堡处里唯一使我有好感的人。他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歇斯底里举止反常,更不假装积极表现自己,是一个稳重的男子汉。我总是不太相信那些围着领导转,大会小会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抢着发言的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喜欢这种人…如果你的朋友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那他必是个真正的朋友。不过如果是敌人,那他可就是个真正的敌人了。我尊敬这样的敌人。他们身上是有东西可以学习的。”
“我和施蒂尔里茨结识已经有八年了,”艾斯曼说,“在斯摩棱斯克近郊作战时我和他在一起,亲眼见到他在枪林弹雨下的英勇表现,他可真是个钢铁般的硬汉子。”
缪勒双眉一皱说:“您怎么也喜欢用这些比喻的词语了?您是不是累了?您还是把这些比喻的词句留给党的头头们去用吧。咱们是密探,应当只用名词和动词来思维,比如:‘见到了他’、‘他说’、‘他转达了’等等……怎么,您认为施蒂尔里茨不可能是…”
“是的,”艾斯曼答道,“我决不相信施蒂尔里茨不诚实。”
“我也不相信。”
“或许应当有策略地使卡尔登勃鲁纳相信这一点。”
“何必如此呢?”缪勒停了片刻,回答说,“倘若他很希望施蒂尔里茨是个不诚实的人呢?何必去说服他呢?更何况施蒂尔里茨又不是我们处的。他是第六处的人,让他们的处长施伦堡去吃苦头吧…”
“施伦堡一定会要求拿出证据来给他看的。而且您也知道,总司令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