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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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计划，而西格尔也有这样的怀疑。布斯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反应，金基德引用了他的原话：“交易方面的事我无可奉告。我们每天买卖股票，一直都做得很好。我们有一流的顾问一直在指导我们。”
西格尔惴惴不安。怎么会弄成这样？他最担心的是他与布斯基的关系可能被发现，他们的事现在就白纸黑字地印在这份全国性的畅销刊物上，华尔街上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莱斯曼的朋友们开始戏称西格尔是布斯基的“执行副总”，“专门负责有关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事务”。
临近8月底的一天，西格尔接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套利主管罗伯特·弗里曼的电话。弗里曼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套利人。多年来，西格尔几乎每天与他在电话里交谈，关系变得很密切，刚开始时他们谈论业务方面的事，后来话题逐渐发展到体育、哲学、薪水、追求等，进而无话不谈。弗里曼的家原来在新泽西州，后来搬到纽约州东南部的拉伊市。他在这里买了一处豪宅，紧挨着有名的阿帕沃米斯乡村俱乐部。西格尔把弗里曼看作是电话“笔友”。
弗里曼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说话斯文，办事稳健。他大学先是上的达特茅斯学院，专业是西班牙语，接着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后进入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工作。在公司里，他跟着罗伯特·鲁宾学习套利，鲁宾后来成为该公司的联合业务总监。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利维是个知名人物，他本身也是个套利人，而且是华尔街上套利界的泰斗。1978年，弗里曼被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随着套利工作对兼并收购、资本调整及其他重要业务的结果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其他合伙人经常向弗里曼问这问那。
为了保护公司的声誉，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做出严格规定：套利业务部与其他部门之间不许交流情况。公司还印发一份“限制名单”，上面都是参与未决投资金融活动的客户的名字。公司规定，由于公司参与了这些客户的投资活动，本公司的套利人和其他人员不允许交易这些客户的股票。因此，弗里曼经常向西格尔诉苦说他有很多交易做不了。
像布斯基一样，弗里曼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信息源，因为他周围有一个密集的资深套利人圈子。实际上，西格尔一直怀疑这些套利人之间互通信息。可以想见，尽管某个套利人因为本公司参与某项活动而被禁止在该项活动上交易，但这个圈子里的其他套利人并不会被禁止。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只要他们与其他人分享类似的信息。这就是这种圈子的妙处。
西格尔知道，这种信息总是以某种方式赶在公开宣布之前找到进入市场的途径。如果股市上某只股票的交易量突然增加、股价突然上涨，任何人都会看到，而且按图索骥找到购买者也不难。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套利人，他们只跟在套利人圈子成员的屁股后面走，盲目以跟风方式进行买卖。
这次西格尔接到弗里曼电话的时候，卡内申公司收购案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加强了西格尔对套利人圈子的怀疑。弗里曼在电话里说，他知道布斯基买了100万股卡内申公司的股票。这话让西格尔感到更加吃惊，既惊于布斯基的购股量如此巨大（他对布斯基的交易量一直不了解），又惊于弗里曼对布斯基的情况这么清楚。显而易见，布斯基那里保密不严，至少对像弗里曼这样有影响的套利人是这样。难怪媒体上会报道出来。弗里曼不停地说着，西格尔的脑子快速地转着。然后，弗里曼又说了一句让他更加担心的话。“你应该注意点。”弗里曼说，“外面都在说你与布斯基走得太近。”
“我不会再给他提供了。”西格尔脱口而出道，“我以前常常这样。”
弗里曼的话使他下了最后决心，他发誓卡内申公司收购案是他最后一次给布斯基提供信息。他必须与布斯基拉开距离，而且要赶快，否则，外面的传言会永远缠着他。
接着，正当西格尔觉得《财富》报道事件平静下来时，接到了《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拉克的电话，她也要写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她看了《洛杉矶时报》和《财富》上报道布斯基的文章，准备在她报道中涉及到布斯基与西格尔关系的地方把西格尔的名字提出来。西格尔恳求布拉克不要把他往文章里写，但无济于事。于是西格尔再去找德农齐奥，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布拉克。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拉克向杂志社交稿时，杂志社的律师告诉她说，必须删去文章中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予刊载。她一开始表示抗议，但后来迫于压力让步了。这篇文章在12月那一期上刊出，没有提到有关西格尔的情况。西格尔后来才知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介入了，他们威胁《大西洋月刊》杂志社说，如果布拉克文章中的冒犯性材料不删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提起诉讼。
那年（1984年）后来，西格尔坚持不与布斯基联系，也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然而，快到年底时，尽管他有各种忧虑，还是盘算起在布斯基那里的年底“奖金”来。1984年，西格尔收入很丰厚。他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薪水和奖金突破了100万大关，获得的现金和公司股份共计110万美元，这些都是他的合法收入。不过，格雷西广场那套公寓的装修费超出了他的预期，接近50万美元。最后，他还有一份“外快”，布斯基用他提供的价值连城的信息和建议赚取了巨额利润，他应该从中分得一杯羹。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又相约来到帕斯特拉米恩—瑟英斯咖啡店，商讨西格尔的“奖金”。鉴于上次的教训，这次西格尔在拟订的数额上提高了一些，以把送钱人的短头儿也包括进去。他要求40万美元，除去送钱人的，期望实际到手35万左右。用这些钱，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都补齐了。布斯基对这个数欣然同意，其实卡内申公司收购案中的信息价值还没有算。关于这笔钱的交接，布斯基这次准备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不再沿用以前在广场饭店大堂交接的方法。
布斯基计划的新方式是这样的：西格尔于约定日期上午9点准时到达第55街与第一大道交叉处的一个投币电话亭，拿起话筒，装出打电话的样子。这时，送钱人将站在他的身后，好像等着要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在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觉得这听起来比原来的方法还可笑，像是蹩脚的间谍小说里的东西，但布斯基坚持采用这个方法。
在约好那天，西格尔早早就来到指定地点。为了打发时间，他到马路对面一个咖啡馆去喝咖啡，选一个靠窗的桌子旁坐着，边喝边观察外面的动静。忽然，他看到了一个可能是送钱的人。那人皮肤黝黑，身穿一件黑色粗呢上衣，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旁的一幢小楼附近来回走动。
接着，他看到在离这条街不远处还有一个人。那人也是黝黑的皮肤，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这时，西格尔心里开始发毛了。怎么回事？怎么还有一个人？突然，西格尔又想起布斯基说的他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心里更害怕了。西格尔心想：“他们是要来杀我。”布斯基之所以想出让送钱人站在他身后的怪主意，就是要让那个人谋杀他。想到这里，西格尔赶紧喝完杯里的咖啡，付了账，起身逃走，留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满满一箱子钱继续在那里溜达。
西格尔刚回到办公室，布斯基打来了电话，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没有办成。”西格尔回答。
“为什么没有？”布斯基不安地问。
“那里又出现了一个人。”西格尔解释说，“有个人在监视。”
“那当然，”布斯基叫道，“一直是这样的。我要确保交接成功。”
西格尔吃了一惊，原来布斯基连自己找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布斯基坚持要西格尔再去电话亭交接钱。他说：“我好不容易把这钱给你弄来了，你得把它取走。”西格尔仍保持着警惕，不愿用这种方法，但他又不能不去把这笔钱取回来。拖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又去到那个电话亭，这次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与上次一样，箱子里的钱少了一些，但西格尔懒得再跟布斯基说。他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他不想总是生活在恐惧中。
在西格尔看来，与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的付款也结讫了。他开始彻底停止给布斯基打电话，而当布斯基打电话给他时，他要么躲避，要么说忙，要么刚说两句就急着挂线。很快，布斯基就意识到了怎么回事。
一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急匆匆地结束通话时，布斯基轻轻地问：“怎么回事，马蒂？你不想跟我说话，也不再给我打电话。我再也见不着你了。你不再喜欢我了吗？”布斯基的声音柔柔的，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伤感。
对西格尔来说，他与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关系不是他对《财富》刊出那篇报道感到恐慌的惟一原因。就在他坚持与布斯基保持距离的时候，也就在弗里曼提醒他注意关于与布斯基关系的不利谣传的时候，他正在与弗里曼进行着内幕交易。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不是受西格尔个人利益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利益需要的驱使。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公司运作陷入了危机，公司盈利严重依赖于西格尔。就在公司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和承销佣金）已经枯竭的时候，公司决策者却迟迟不愿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与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不同，它不自我开户交易。阿尔·戈登和德农齐奥都认为，公司自我开户交易会模糊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虑的公司运作都很红火，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有一个套利部，一直在从事大规模的套利业务，摩根·斯坦利公司近来也欣然介入了这个领域。
德农齐奥被公司里一些年轻人起了个“驼鸟”的绰号，讽刺他是一个不正视现实的人。每当有人提议新的业务方向时，他都要问该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给客户提供服务所“必须”从事的，而答案很少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们的基础资本都在飞速增长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资本增加处于停滞状态。该公司仍然在依靠它的零售经纪网和分销能力来增加资本，这是一种过时的方法，而且利润率越来越低。
更为糟糕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声誉在1984年3月遭受了一次重创。该公司年轻的证券经纪彼得·布兰特向证交会承认参与内幕交易。布兰特经常在宣传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杂志广告中出现，是一个为人圆滑、不甘平庸的人。在威南斯内幕交易案中，布兰特是政府的主要证人。威南斯全名Ｒ．福斯特·威南斯，原为《华尔街日报》记者，主持该报富有影响的“道听途说”专栏，曾多次预先向布兰特泄露专栏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