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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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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种教义,反而民间神越弄越散,思想家则把超越的要求越降越低,不是“

良知为本”,就是“我心即佛”。但是反过来说,超越性在基础中,神性无所不

在,不拘一格,因此任何宗教,只要不过执,任何上帝,只要能礼让其他神格,

都可以融入中国文化。如果某种宗教或主义的信奉者,幻想改变中国人的这些背

景共识,最后总会造成灾难。
  我想,超越性落在基础共识中,对中国文化构成的最大的困难,是难以把超

越的无限性,置于人生有限体验之前方。由此,超越就无须追求,反而成了“退

一步”才能取得的事。所以本文一开始说的金庸小说为成长小说,成熟的标志,

就是退出江湖,退而得超度。
  大部分过日子的老百姓不得不讲功利,追求超越的自觉性就相当低。(注10)

崇道讲的是延寿益年,礼佛追求现世报应。尤其是现代中国,常常由于“急起直

追”,落入急功近利,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跌倒另一个极端,“矫枉必须过正”,

上述共识一时完全淹没。
  《鹿鼎记》中的神龙教让人哭笑不得,却是中国人不久前在做的事。而且此

类狂风卷来,难以独善其身。《笑傲江湖》的江湖夺霸风波,躲入音乐世界的刘

正风,想逍遥而不得。于是金庸小说中有许多被拔离共识的悲剧人物,无奈卷入

,无辜被害,甚至无心而杀人。
  因此,说中国人思想中有这些共识,不等于说中国人本性已经超然,都能达

成大善大德。反过来,说现代的中国人很少想到这些品质,也并不说明现代中国

人已经不再具有这些共识。凡有中国人在的地方,都耽读金庸小说,就是这些共

识依然存在的明证。
  哈贝玛斯式的理想——对社会交流范式进行批判反思,追索规范的合法性,

以建立社会的“合理性”——在现代中国人社会里,有实现的可能。
  
  注:
  (1)陈墨《金庸小说赏析》(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一再指出某一本

金庸小说是某一种思想的寓言,但是他似乎并未作综合的结论。
  (2)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1992)有专章讨论武侠小说反映出来中国

民族性中有“侠义传统”。他也看出新武侠有所不同,因为“打破了正邪分明的

人物类型”,但是他没有以此修正他的结论。
  (3)陈墨《新武侠二十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指出:“金庸小说

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模式,是写少年武士的成才之路”。(56页)他又指出:归隐

是“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60页)。我加上的,只是成才与归

隐中间的关联。
  (4)当代思想家中,反对哈贝玛斯“共识”论者,大有人在。例如Luhmann认

为当代社会分化已经无共识,也不需要共识,指责哈贝玛斯的努力,是“老式自

由主义”,不适合后现代社会。这个争论恐怕与我们无关,因为中国后现代成分

还太少。但是,哈贝玛斯的理论方向,即是把人看作主体(而不是后现代诸家说的

主体消解),主体之间应当有交流,有统合的意向,而理想的结果应当是个“合理

化社会”。我认为他的讨论指向,正是中国所需。
  (5)讨论民族共识,是否重复了孙隆基名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1983)的思考路子?我觉得主要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孙隆基全书在剖析中国民族性

格的丑陋,而我试图找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子。不同点主要在于,孙隆基用“结构

主义”方法,试图发现中国民族性之“文化密码”,而这密码“并非潜意识”。

他认为密码藏于中国人关于“人”,“身”与“二人为仁”等最基本概念中。本

文讨论的所谓背景共识,孙隆基会认为还是不够“深层”。此外,孙隆基用的方

法主要是演绎,而我的方法主要是归纳。
  (6)潘国森《武论金庸》(香港:明窗出版有限公司,1995)31—36页。潘国森

最后的看法是令狐冲练成独孤九剑后,“内力既强,剑术又精”。
  (7)金庸小说中的“日月教”或“明教”,是起源波斯,唐代一度盛行于中国

的摩尼教,唐后期受压迫,成为秘密宗教。五代时改称“明教”,宋朝官方诬称

之为“魔教”,防范极严。到元明二代,渐渐消失。金庸小说中,江湖上也称之

为“魔教”。但是《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坦然做了明教教主(暗示继蒙元而起的

“明朝”,得名于此);《笑傲江湖》中明教虽为“邪教”,至少不比正宗诸派坏

。金庸在《明报》上连载这两部写到“明教”的小说,不避讳“魔”“邪”,或

有深意?
  (8)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认为金

庸“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609页),金庸小说的一

贯主题是批判“汉人政治及文化腐败”(613页)。
  (9)李泽厚近作《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指出中国人看日本人,觉得

“偏狭扭曲,有失自然”,日本人觉得中国人的不执“太滑头”。相比之下,李

泽厚还是欣赏日本人“极端认真地讲究技艺,千锤百炼,一丝不苟”(《明报月刊

》1989年5月号,79—80页)
  (10)孙隆基也谈到中国人“没有超越意向”。他认为原因是在中国“肯定一

个人的节制因素,并不是来自一个超越的原理,而是来自他在社群关系中的表现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1983,282页)。我想说,超越本来就是一种“

社群交流”。人类的宗教实践就是努力使超越变成“社群关系”。对中国人来说

,“超越的原理”,虽然不如宗教社会的神性那么清楚,但是取得我说的底线超

越性的人,还是得到“社群关系”的首肯。


 2005…5…22 2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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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楼  





孙隆基 

  

简介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

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

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猛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

族》等。 

孙隆基   

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在一篇文章里只能作一个〃长时期〃的综观,看能否整理

出一些头绪解释中国今日的处境。千年之交是结这种长阶段总帐的恰当时机,公

元两千年之初中国是世界领先,至千年之末中国已沦为〃落后国家〃;这个千年又可

分为两半,前五百年中国领先,后五百年中国逐渐落于西方之后。〃五百年风水〃

是转了,但未来这五百年会否轮流转,我们拭目以视。

  只将中国与近代西方比较,仍然有西方中心论的余味。因此,本文亦注目中

国本身的发展规律并和西亚南亚的发展相呼应,还涉及内亚洲与中国有关的千年

动态。至于本文的比重,是偏重较不为人熟悉的前五百年,近五百年较略。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

奏的说法,不限于内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学者。当代美国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

《权力的追求》中也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

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

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

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1 

  麦克尼尔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之说,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发展出

全面的市场经济为归依,并举出惯用的解释,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对商人的抑

制之类。问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含有达到全面市场经济这个目的,

值得商榷。然而,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

〃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

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

,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举制度以来,世袭的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至唐末,中古

式的贵族政治整个没落。宋代上承此势,由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变成主流。

此外,宋朝的创立者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使中国

成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统治的国家。

  在财产关系上,宋代也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

和契约化。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

耕作所取代。至于国家方面,也基本上放弃用国有土地授田给无耕地农民,以减

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

国有土地虽仍存在,但占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积极。一般是放任土

地自由买卖,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 2

  自汉代以来,中央一视抑制兼并为正途,不但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也尽量避免因贫富不均导致农民战争暴发。虽然,这个政策成功的时期不多。皇

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竞争或勾结,对无权无助的农民进行蚕食,结果

总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从汉末经魏晋至南北朝,甚至

形成世族地主的庄园制度,长达四个世纪。中央试图调节贫富不均是基于皇权生

存的考虑,但其立论常依据乌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复〃井田制〃,与北魏北周

的〃均田制〃,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

  但自从中唐推行〃两税制〃以来,直到现代共产党统治为止,国家基本上放弃

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虽然这个思想深入民心,时隐时现。由于均田制的崩

坏,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基本上是对两项现实私有制和货币经济

的让步。在均田制底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

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

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

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宋代上承唐代两税制,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从此国家基本上认可私有财产,并着眼于政府的现款运转。它〃从由来以久的

国家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义全面撤退。〃3 至于〃井田制〃或〃均田制〃,

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引起共鸣,却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症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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