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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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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斐的功夫,来自听行家讲课;《天龙八部》中鸠摩智的拳法,称为“大《金

刚》拳”,“《般若》掌”,“《摩诃》指法”。《倚天屠龙记》张三丰,靠修

习《九阳真经》兼读《道藏》而成为“武当派”宗师;《射雕英雄传》说黄裳细

心校对五千多卷《万寿道藏》成为武林高手。
  由此看来,内力是一种文化修养,是文功,不是武功。
  既然武功之武并非武,那么武功的止境,须从器的层面上升华为对道的领悟

,在技艺层面上却“散去武功”。在金庸小说中,“至剑非剑”的故事很多。《

神雕侠侣》留下三剑,利剑,钝剑,最后是木剑,“草木竹石均可为剑”。
  


 2005…5…22 2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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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楼  




我想这是金庸小说对器道体用之争的最后回答:至高之侠,主客观合一,物我相

融。《笑傲江湖》讲气剑二派争斗之愚蠢,本是有所寓意,而综观金庸小说,欲

得最高武功,还是甩开此类之争,以无为为本。《笑傲江湖》中,风扬清教令狐

冲”根本无招,如何可破”?令狐冲“孤独九剑”总诀三千字,却“不相连贯”,

使令狐冲终于得到武功的最高境界。
  无怪乎获得最高内力的人,几乎全是愚拙之人,甚至文盲。《射雕英雄传》

之郭靖,《侠客行》之石破天,《连城诀》之狄云,等等。
  因此,武功的层层提高,是从剑术,到修养获得内力,到读书得到文功,最

后是跳出功利的器道观,“散去武功”的无功之功,是“无为”而得到的“无不

为”。
  《倚天屠龙记》剑上铭言“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书中人物对此理解不同,

金学家也各有一说。我的理解是,倚天之剑,不用,是最超越的使用。正如《射

雕英雄传》全真派开创者王重阳,宁愿把武学经典束之高阁,不练其功。
4

  小说无法避免道德价值问题。中国俗文学的一贯传统,是道德架构非常严格

,局部性细节生动有趣。因此,传统武侠小说,必须以正克邪善胜恶为主要线索

。结局时,一切都报。
  金庸小说,善恶的处理,却不循此格局。经常是满江湖鬼魅魍魉无一个好人

。《雪山飞狐》四个侠士的后代,累结互杀之仇,全是抢宝盗贼;《天龙八部》

四大恶人公然追求遗臭万年;《连城诀》的狄云遇到的坏人,一个比一个穷凶极

恶,杀戮无所顾忌,最后面对群凶乱斗,主人公只好长叹而去。
  正邪之分,更不存在。《倚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中,都有魔教,或邪

教。(注7)“中原正派”称为正宗。魔教内部抢夺教主地位,政变迭起,阴谋互杀

;但是正宗的武林五岳,为抢夺盟主地位,打杀更加惨烈。
  中国人没有至高神性的概念,各种人格神,来自英雄崇拜祖先崇拜,因此“

功德”高的人物,容易产生自我神化的错觉,部下竞相以谀词求宠,更加强错觉

。金庸小说中有许多此种自大成狂的人物。《侠客行》的白自在,觉得“上下五

千年,没一个及得上我”;《天龙八部》星宿派祖师丁春秋的门徒,借尊师为名

,以互比谀辞为能事。《鹿鼎记》神龙教主洪安通,在荒唐的崇拜仪式中,飘飘

然自命神仙;《笑傲江湖》左冷禅之辈,以抢夺霸权为策划几十年的毕生事业。
  在此类人物之下,“忠义”无从谈起。一旦旧主术败被杀,改朝换代,部下

一样阿谀成风。
  忠于民族国家,应是大义所在。爱国主义是最起码道德。但是金庸小说质疑

这个“绝对标准”。《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立志“驱除鞑虏”蒙古人,却

爱上蒙古公主赵敏,不理所有江湖豪杰不能娶“异族妖女”的警告;《鹿鼎记》

中的韦小宝,尽在帮康熙消灭反清势力。中国人的观念是,一个朝代立足时间够

长,就获得正统。后于康熙的乾隆,却在《书剑恩仇录》中成为陈家洛“反满抗

清”的对象。正统真是难说的事。
  中国的伦理,常被解释为家庭中心,孝道本位。可是金庸小说中的武侠乱斗

,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杀人提供道义。《笑傲江湖》中的林

平之为父复仇,修炼“辟邪剑谱”,变得异常阴毒,杀人无数;《碧血剑》中夏

雪宜为父仇,用过分残忍的方式杀灭仇家;《雪山飞狐》四个家族,百年积仇,

互相无所不用其至;《天龙八部》中游坦之浑浑噩噩,报家仇的初衷却是很清楚


  慈心母爱,是最绝对的善,过执后一样可怕。《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因

失去儿子,竟然每天要杀一个小孩泄愤。
  当然既为武侠小说,就当打打杀杀。但是既为侠客,打杀也要说出一个道义

,金庸小说让我们看到,任何无节制的杀人,都能说出一个堂皇的道义。各种人

物以各种理由缠斗不休,让人开始怀疑依道义而行杀戮本身的道义。
  金庸小说中唯一绝对正确的道义,不可能批判的道义,善侠的最高标准,是

制武止争。《倚天屠龙记》郭靖冒死恳求铁木真收回屠城之令,丘处机苦谏援兵

止息干戈;《神雕侠侣》的一灯法师,被打吐血而不还手,以功德化解恩怨。
  金庸笔下最了不起的英雄是《天龙八部》的肖峰,当慕容博再起宋辽战端,

肖峰作为契丹子弟,却*退辽兵,最后,为赎对本民族“不忠”,自杀以谢罪。制

止大规模战争,比爱国主义更为高尚,是武侠精神的最大超度。
  小说的结尾方式永远是一种道德裁判。由此,我们又回到上一节的命题:至

侠非侠——息争之后,武功自废。所以,金庸笔下的大部分英雄人物,终于归隐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去国离乡,隐居海外;《神雕侠侣》杨过与小龙女隐居

于深山中的“活死人墓”;《笑傲江湖》令狐冲去作寻常百姓。上一节说散功是

武功的最高境界,这一节我们发现止争是侠义的最高境界。

5

  上面讨论的两个问题,包含着一个更普遍的寓意:再好的道理道义道术,过

于执着,不仅为自己招祸,而且危害社会。
  对武术过执,会走魔入火,为武痴武呆子。《笑傲江湖》中所有练辟邪剑法

者,无一善终;任我行过于专心练“吸星大法”,给东方不败钻了空子推翻,然

后东方不败迷练《葵花宝典》,挥刀自宫,信用佞臣,又被任我行击杀。《倚天

屠龙记》梅超风练《九阴真经》,竟然把“摧敌首脑”解为用手指插入敌手头颅

,而且真的实行此残杀法。此种武功执着,实为杀人成癖。
  可能是因为武侠题材,腐儒在金庸小说中并不多。一旦有人引用儒家伦理,

往往是要做实在不讲理之事。《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其师傅小龙女相爱,郭靖要

杀他们,因为违反“礼教大防”。
  对佛法过执,为迂僧邪僧糊涂和尚,金庸小说中此种人物很多。在此我说一

下金庸的民族观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大恶人是胡僧:《连城诀》的吐蕃血刀

僧,《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鹿鼎记》中的吐蕃国师桑结,等等。但是,

另一方面,金庸从未赞美“夷夏之辨”之类的狭隘心理。除了反抗侵略是大义所

在(如《书剑恩仇录》),金庸的英雄人物经常是外族人。(注8)那么,如何解释那

么多凶恶胡僧?我想这是因为盛于汉人中的佛教各宗,仪式大都求简,相比之下,

藏传佛教的仪式就铺陈繁复,看起来类似执着。所以《天龙八部》中的吐蕃圣僧

鸠摩智,大智大慧的佛学大师,以精通佛典名于世,一旦修成武功,却横蛮无理

,一意孤行,想称霸天下。金庸写的是胡僧,实际上说的是走魔入火的邪僧。
  反过来,金庸笔下令人喜爱的和尚,常是不守清规。《天龙八部》三雄之一

虚竹,无法抵御诱惑:“被骗”吃酒肉,“被诱”与女人睡觉。他只是心地纯厚

,相处随意,因此虽然长相不佳,却深得女人喜爱,既成为武林高手,又成为天

下神医;《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和尚,武功高强,爱助人度人,同时不拘行迹

,好美食。很多论者指出是以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和尚为蓝本。
  恶侠的一大特征是执着,而适度,守中,是最后尺度,守此也能福泽天下。
  一个最好的寓言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修习“乾坤大挪移”的故事

。练头六层时无阻滞,第七层有十九句未练成。张本是一个适可而至的人,索性

跳过,见好就收,却恰好成就了他。原来那十九句正好是祖师想错写错。全盘照

练,就会全身瘫痪,甚至自绝经脉而亡。

6

  总结上面三章的讨论,或许可以说,金庸小说寓言了中国人思想的三条“背

景共识”:以不为为成就至境,以容忍为道德善择,以适度为思想标准。
  以不为为至境,因此取得任何成就的最佳途径,是不存机心,不切切于功利


  以容忍为善择,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


  以适度为标准,因此任何思想不宜执着过分,唯有圆融守中,才不会堕入恶

行。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课题——寻找中国人的民族共识。以上三条,或可当之

。其他的中国民族道德——如忠孝节义,仁义理智信;其他的中国民族性格,如

勤劳苦干,节俭自力;甚至中国人的民族实践,如每过一段时间要均贫富,例如

以仁政代暴政,例如几乎从来不打宗教战争——都可以看成这些底蕴的推演,而

且,理想上,应当以这些底线为判断尺度。金庸小说中,得到读者同情的人物,

多少具有以上品质;而令读者难以认同的人物,都是明确违背这几条共识。
  进一步说,任何思想或宗教,要在中国人中站住脚,看来都要以此共识改造

,淡化不尽对应的部分:儒家的中庸克己,道家的清虚修持,佛教的积德度众,

禅宗的活参无碍,民间宗教的泛神和适,都是如此。
  这不是说中国人有此品格,从而高人一等,世界之最。李泽厚就认为“不执

着”是中国人的大缺点。(注9)一些中国人的“丑陋性”,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些

弱点,也是从这几条共识发展出来的。
  例如,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浮士德精神”,不能以追求真理本身作为人

生目的,只作为工具。在求知上过于实用,障碍科学思想的发展。的确,浮士德

如果出现在金庸笔下,也是个武呆子。但是中国人拒绝泛科学主义,不能说完全

没有任何好处。
  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本性非宗教,受限于工具理性,不追求人生或宇宙的根本

至理与本体性,难以从有限中体验无限性。因此文明古老却神格不立,不仅无法

建立一种教义,反而民间神越弄越散,思想家则把超越的要求越降越低,不是“

良知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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