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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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种心境，或者也许是一个理想。被叫做“阿赫迈底亚”的穆斯林宗派相信，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被偷偷带到了克什米尔，这个最后的完美避难所。而莫卧尔皇帝贾汉吉在临终之际表达过这样的心愿：根据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克什米尔和天堂会被证明是同一个地方。

在这儿，我必须得插句话：在更加清醒的时刻，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位皇帝。严格而现实地看来，克什米尔达不到极乐世界的标准。像它这样高踞于亚洲中部，被苏联、中国和阿富汗挤压在中间，不可能逃避世界的传染。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高尔夫球场边上，人们经常看到联合国的白色轿车在等待，司机耐心地坐在驾驶位上：周围总有士兵、恼怒的政客、愤恨不平的学生、无法说服的宗教人士。克什米尔是世界上一个永久性的动荡地区。尽管当地民众大多是穆斯林，但直到1947年，它都在英国庇护下由一个印度大君的王朝统治着，而在1947年以后，它又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议地区。整个克什米尔山谷落在印度领土范围内，但很大一片外围土地被巴基斯坦控制，这一整个地区的合法主权花落谁家尚未确定。克什米尔属于这样一类地方　被安置在地球上到处都有的那些尴尬棘手的角落，似乎从未获得过安宁：一个有点像散布集市谣言的地方，一个总是被联合国决议案涉及的地方，一个这些年来不断成为较小的头条新闻的地方，就像一场永远也不会最终解决的家庭争吵。此外，我的天堂里没有人是贫穷的，但克什米尔的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非常穷。我的天堂将一直是快乐的，但克什米尔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我的天堂中不会有旅行推销员、骗子或叫卖小贩，而克什米尔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旅行目的地，并且自夸其拥有全亚洲最不讨人喜欢的兜售者和最不屈不挠的砍价者。在我的天堂中，勃艮第红葡萄酒像水一样流淌。而在克什米尔，除了最奢侈的莫卧尔人，其他所有人都不得不凑合着喝印度的戈尔康达酒，那酒产自海德拉巴的葡萄园，每半瓶卖16卢比。

我在哪儿？没错，几乎是一动不动地漂过一个克什米尔的湖，更适宜于呆在一艘西卡拉中　这是威尼斯小艇刚朵拉的远亲，加有顶棚，吃水很深，船尾看上去相当沉重，由带着水烟筒蹲在后面的船夫推动。从外面看，西卡拉像是一个露天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儿，明亮的颜色与窗帘，总是载满爱扎堆的印度年轻人，一边挥手一边喊着“嗨”，把你误认为是来自南犹他州大学的比较民族学研究生。从里面感觉，西卡拉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交通工具，像是一个漂浮的胶囊或长沙发，精致地衬以软垫，如同抹过油膏般穿过睡莲，朝游乐园和野餐地驶去。

尽管克什米尔山谷离大海有800英里，并且四周全被巨大的山脉包围，但它的精华与象征性的元素仍然是水。克什米尔的事物本质上都是以一种涟漪般、水样的形态发生。地理学家说，这整个山谷曾经是个湖，如今它仍然点缀着一连串较小的湖。斯利那加位于四个湖的中央，纵横交叉着古老的运河，并且被水势浩大的杰赫勒姆河贯穿。这个首府里没有一处看不到船：豪华庄严的船与寒酸邋遢的船，迅捷如飞的船与被废弃的船；用杆支撑的顶上盖着茅草木瓦的、带发动机的船；满载水果、坚果、木材、皮毛和牲畜而吃水很深的船；驳船、无篷方头平底船、独木舟、单人小艇，还有用来出租的老旧的摩托艇。

在克什米尔的场景中，所有这些漂浮的形象之上，是那些芳名远播的传奇：船屋。克什米尔的船屋已经变成一种瑞士山间木屋式样的船，或者是水上的别墅。通常有山形墙，铺着木瓦屋顶。顶上是一层带遮篷的上层甲板，艉楼甲板铺着舒服的软垫，还有通往水面的台阶。这种船通常会配上维多利亚风格的内饰：深黑色家具，爪形足浴缸，非常诱人的椅背套，肯定还有热水瓶。每座船屋都有自己的炊事船，泊在其船尾，有随侍的西卡拉，靠在其船边，还有一支常驻的仆佣队伍。船屋本身散发出雪松木、咖喱粉的特殊味道，并且深深地濡染着雪茄的烟味：生活在这样一艘船上，停泊在纳金湖的果园堤坝边，或者倚靠在斯利那加的一条运河边的垂柳中，一个人很快就会发现，现实消退了。轻轻拍打的水声接管了一切，黎明时传来鸭子的嘎嘎声，朦胧的霭蓝色的烟从做饭的船上袅袅升起，柔软的水光中，露珠闪烁于睡莲叶片上，小鱼在蔚蓝清澈的水中一闪而过，模糊的山在湖光之外远远地略呈紫色，边缘装饰着一道远雪。在这样的背景中，时间延展，失去其强制性。时日闲散地流动，脚夫将你的咖啡送到上层甲板，西卡拉上的人躺在软垫上等你吩咐，巡游行商的船只踅入你的视线，“女士，您想要看看我的珠宝么？买点巧克力、香烟、香波？你想要一件非常漂亮的小山羊皮上衣么，先生，只要萨维尔街的一半价格？太太，来束鲜花？理个发？皮帽子？要洗衣服吗？”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事儿发生。当你想要吃饭时，一桌菜马上就会上来。西卡拉总是在那儿。鸭子嘎嘎叫。当你认真思考这事儿，会发现日升日落，在茶点与暮后小酌之间的某个时候，天色开始变暗了。另一方面，规模缩小了。焦点变窄，聚集到克什米尔水上生活的取景框中。这幅画变得越清晰，越精确，一个人就会发现自己凝神于细枝末节，譬如被拔出水面的伊乐藻上的叶片的数目，或者翠鸟们抽搐般的运动。我随身带着一本奥斯汀的小说来到克什米尔山谷，她那些鹅毛笔写下的戏剧与瓷器般精美的喜剧完美地契合了这个地方的微妙意识。有时，我会乘坐桨声哗哗的小船进城。我们穿过开满百合的水道前行，柳枝垂在头上，到处都是绿色的田地和苹果园，靠近城市时，生活的质地在身边变得浓稠起来。装运牲畜的驳船从旁边滑向市场。小孩儿在半没于水中的独木舟里朝周围泼水玩。拖得长长的头巾简洁地包在头上的女人，在简陋的船上棚屋里烧饭，或者在水边台阶上洗衣服。孤独的渔夫在浅滩里撒网，有时一个人划着平底撑船而来，盘腿坐在船首，好似侏儒。我们经过因为交通而颤颤巍巍的中世纪的桥下，经过格状图案的神秘高楼，经过前门大敞的水边店铺，商贩庄严地坐在长沙发上，咕噜噜抽着水烟，屈尊俯就般地朝面前点头弯腰。我们继续划，像一艘正在阅兵的海军司令的游艇，穿过船屋的小舰队，那里有些船的艉楼甲板上游客快乐欣喜，有些船却是阴湿无人，像是暂时没生意可做的葬礼船。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来到杰赫勒河浑浊的水面上，河上横亘着一长列古老的桥（从零桥到第八桥），斯利那加褐色的大杂烩围绕在周围。我思绪纷乱地登岸，游荡着穿过集市的迷宫，被得体的与猥亵的建议追逐着，几乎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尽管喷气式飞机每日从斯利那加飞往德里只需70分钟，但它仍然是中亚的一个边境城市。有史以来，从中国新疆或哈萨克斯坦去往印度的商队都会在此休整，这里乱糟糟的露天剧场更像是属于突厥斯坦，而非孟加拉。在这儿，你会感到接近乌兹别克人、库尔德人、蒙古人、塔什干或布哈拉的商人，会经常看到来自最遥远北方的、穿山羊皮斗篷、戴皮帽的异国人士摇摇摆摆地穿街过巷，让人想起耸立在这座山谷顶点处　宏伟而神秘的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

然而，这不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巡行。克什米尔的眼睛，是一只沉思的、几乎邪恶的眼睛　点数着货物的店主的眼睛，站在交通岗哨上的宪兵的眼睛，不时透过船屋窗户窥视、寻找目标的漂浮的船商的眼睛。克什米尔人好客，但却并不令人兴奋。他们似乎总是在考虑厄运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秋天，山谷中一个可爱的季节，树叶飘落仿佛是他们的一种私人的痛苦，这一年的流逝像他们自身能力的衰退一样令其压抑。然后，在寒冷的傍晚，女人消失到私人住所后面，男人们燃起小篮子里的木炭，把它们藏到棉亚麻混粗布的斗篷下面，闷闷不乐地蹲在暮色中，未刮胡子的脸流露出一种细微但却明显的不安。“进来吧，进来吧，”他们喃喃低语，“来和我们一块儿，欢迎你，坐下来，坐下来吧！”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通常都会避开他们悲哀的殷勤，而选择在艉楼甲板上享受奥斯汀小姐带来的欢乐。然而，这样做时我略微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的善意是真实的，并且因为其沉默寡言而更加真切　脑袋的轻轻一甩（表示“不用谢”），被谨慎地忘掉的一份账单。我想，克什米尔的风格里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悲悯。“你喜欢你的生活么？”我问一个此地的新相识，当我们逐渐亲密起来时。“非常喜欢，”他带着一种难以解释的遗憾表情回答道，“我爱这里的每一分钟。”　他从斗篷的隐秘处抽出一只冰凉的手，没精打采地在空气中挥舞，以表明他的欢乐。克什米尔山谷像是第四维　脱离于普通的事物形状之外。大约100英里长，20英里宽，它是喜马拉雅断层中一个绿色的凹处，深深地藏在积雪的山脉中。要欣赏极度的孤高，旅行者必须得爬到山谷边上，到古马各或帕哈根的高山牧场去。这个地方的与世隔绝获得了一种无实体的性质，整个山谷仿佛安歇在云层中的摇篮之上，被雪峰环绕支撑。你必须得走过去才能获得这种神秘的超然，离开小小的山间木屋旅馆和旅游胜地的街市，向上穿过静默的松林，沿着鲑鱼溪流的瓦灰色河坝，向上穿过高地牧羊人的最后一片粗糙棚屋，越过林木生长的极限，走上花岗岩的碎石堆，直到站上城墙般的山脊，站到雪峰的中间。

下面这座山谷时常被云朵半遮半掩，人们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这里那里冒出一块绿色，或者一片微小的水体：但是，白雪皑皑的山峰耸立四周，将克什米尔捧在它们的腰际　峰峦连着峰峦，山脊接着山脊，南迦帕尔巴特峰从北边侧翼限定了它们的规模。克什米尔不像任何其他地方，甚至从这样一个高踞于雪峰和阳光中的有利位置看来，它的角色仍然是奇特的否定性的。它也许不能是任何别的地方，但是它可能压根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在这些高处的静默中，我们经常会对它产生这样的感觉。

人们只能根据它自身来判断它。克什米尔的魅力本质上是内省的，是一种镜映之乐，乘着西卡拉、随波逐流地从花朵和翠鸟之间漂过的旅游者，能够看到自我被生动别致地反映于其中。它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地方。在这儿，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天堂存在于心中。

卡萨布兰卡：变性

1974年，我出版了一本名为《谜团》【《谜团》（Conundrum），中文版译为《变性人自述》，郁飞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的书，讲述的是我有生以来对自己生错了性别的确信，以及最终的变性。这一过程在荷尔蒙治疗的影响下逐渐花了差不多10年，到1972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城B医生主持的诊所里，以一场手术宣告终结。这本书当然有着强烈的个人化特色，但或许也有某些更为宽泛的意义，可以作为后来通常是被贬抑地称作“宽容时代”的那一时期中所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