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市:价值投资的春天-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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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人才缺乏，尤其是董事长刘禅能力低下，经验不足的情况。“蜀汉股份”要想发展必须进行治理结构改革，改组董事会、改选董事长，才能推动公司成长。然而由于“蜀汉股份”企业文化受时代制约，缺乏民主，尊重世袭，不能以德、能作为选择董事长的标准。唯一有能力推动治理结构变革的CEO诸葛亮，受这种有时代局限性的企业文化束缚，没有发起召开股东大会罢免董事长、改选董事会。从而“蜀汉股份”彻底失去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假如CEO诸葛亮发起改组董事会的变革，撤换董事长刘禅，自己取而代之，然后再聘请一名年轻的德、才兼备之人任CEO。“蜀汉股份”的发展将不可限量，隆中对战略的实现完全可能，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然而，企业文化的落后保护了“蜀汉股份”公司落后的治理结构，于是“蜀汉股份”必然地衰退了，于是乐不思蜀的成语诞生了！

　　　　通过对毛泽东、诸葛亮的追踪，我们可以看无论投资还是高政治和军事真正的成功的两个基点是：一、形成一套正确的战略方案和战略判断；二、持之以恒地坚持战略方案；持之以恒不是几天、几个月，而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只要有这两点，在战略方案本身正确的情况下，成功只是时间问题，成功是必然的。用了如此多的话语说来说去，凌通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识，对投资人正确的战略是成功的基础，正确的战略直接决定于最终的成败。对于投资，没有战略、失败是必然。对于投资具体的事情是不重要的，对具体事情，最正确的态度是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具体事情唯一作用是消耗时间和精力，并使投资人患上“近视眼”的病。

　　　　凌通在这里提出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对公司价值的量化分析没有意义，用各种复杂的模型对公司的价值进行量化更没有意义，对价值的定量分析没有意义。公司价值只能定性，对公司内、外部各方面情况进行战略分析，得出定性的结论就可以。对公司的价值进行定性分析是人类目前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目前人类智力不具有对公司价值精确量化的能力，而且不对公司价值进行量化并不影响投资人获利，原因是：　

　　全世界范围内投资界普遍共同接受的公司价值的定义是：公司价值是公司从现在开始到公司失去经营能力、停止经营这段时间内公司所能挣到的全部利润，然后把这个总利润折算成现在的值。显然在这个公司价值定义中，公司价值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未来经营期内公司挣到的总利润，如果我们说人类可以精确量化公司的价值，就等于说人类可以量化未来。人类可以对未来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精确预测，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人类不能对未来进行精确量化，只能对未来进行定性预测。比如，凌通现在就敢肯定的预测，在未来某个时刻，人类一定会实现月球旅游，并且凌通还可以更细一些、更精确一些预测，最迟100年人类会实现月球旅游，但具体哪一年？怎样实现？成本、费用是多少？谁也无法精确预测。

　　所以在公司估值过程的精细化量化分析是不可能的，每年大量的研究报告对公司价值量化到小数点后N位数是可笑的，是建立在研究人员可以精确预知未来的不可能前提之上，真正的事实是人类没有精确预知未来的能力。

　　至此，凌通想说：一切定量的方法、定量的想法都是等而下之，投资价值判断是一个抽象的战略性质判断，是对社会经济的根本方向的判断，以及公司内部顺应把握社会经济必然发展方向中包含的机会的能力大小判断，价值判断从来就是一个非量化的工作，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价值投资者把量化分析作为最重要手段，而且有迹象表明，越是学历高的人，他们越喜欢量化分析，凌通认为这是受了现代教育的害，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哈佛、耶鲁，这些学校总愿意以量化为教学重点，这是根本错的，这些学校在误导学生，就公司价值判断，70％是抽象定性决定，量化只有10％的作用，其它20％是未来本身的不确定，无论定性还是定量，都没办法知晓的。

　　真正的真理是早被价值投资大师罗杰斯说的“不要去读高学院，要想做投资就去学哲学和历史。”罗大师为什么推荐学生学哲学和历史，因为哲学、历史可以让人有抽象思维能力和战略判断能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大的成功者，同时又是大哲学家，学习历史可以让人明智开慧，可以了解人类的行为特征。这两门学问是进行战略定性的必须，哲学和历史从来没有定量分析的作用，换言之，罗杰斯也是主张定性，反对定量的。

　　　　事实表明无论是政治、军事、股市和商业，真正的成功者是赋予战略头脑的人，要想成功必须有战略思维能力。股市尤其是如此。

　　我们在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来分析，战略和战略判断的重要的。我们知道整个二战的结束日期是1945年的8月，不过做为几大战胜国的统帅他们是在哪一年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答案可能使大家非常意外是1941年，是德军和日军的攻势最疯狂的时候。

　　1941年被德军围困的莫斯科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程度，而东方的中国此时无论是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线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阵线都陷入了最严重的极端困境中，然而正是这一年，毛泽东、蒋介石、斯大林同时确信自己将取得战争的胜利。1941年得意忘形的日本突然袭击了美国，当这一消息传到重庆蒋中正手里的时候，蒋认为中国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中国的抗日胜利已经从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国民政府所定的以时间换空间，苦撑待变的战略已经实现了，美国人的加入结束了中国独自承担亚洲反法西斯重任的局面，美国的加入已经从格局上决定了日本已经是弱势方了。基于这样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国民政府与美、英国政府就统一战线谈判时，大胆地提高了要价，提出了台湾和外蒙古战后必需回归中国，全部废除自1840年以来与西方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这种高要价是一种基于对战略形式把握地准确判断后的正确策略。历史的事实是美英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就立即同意了。

　　毛泽东在1940年就信心满怀地向中国人民呐喊呼吁“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在日军突袭美国之后，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已经把建设新中国做为主导思想了，此时的毛泽东眼里已经没有日本侵略者了，因为毛泽东相信日本人的完蛋就剩下时间问题了。

　　远在莫斯科被德国人搞的焦头烂额的斯大林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得到这则消息的时候，高兴的就象个孩子。他大声地对秘书说：“日本人干的太棒了，在美国牛仔的屁股上捅刀子”然后发布命令，调回在远东地区驻守的几乎所有的苏联士兵。斯大林知道他的危机已经全面解除了，真正让他恐惧的是德、日两面夹击苏联，现在德国是他唯一的敌人，拿下德国对于苏联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难题。

　　在整个的抗日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主要的几个领导者他们没有根据表面的战争态势来判断未来，他们没有把敌人的疯狂进攻和自己的节节失利做为判断未来的依据，而是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两大阵营的格局来思考未来的走向。美国新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的加入，让反法西斯阵营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在美国加入后，德、日的实力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差距，他们的失败只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凌通最后再次重申：一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成败根本的决定于战略判断的正确与否，关键的能力是战略判断能力，投资更是如此。

　　　　在《战略思维；投资成功的根本》一文对战略与投资的关系进行的论述和论证过程中我们大量引用列举了政治人物、军事家的言论和很多历史事件对战略是成功的根本进行论证，没有举具体的股市的例子，下面我们举一个股市的例子。　

　　中兴通讯这只股票凌通在所写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多次以中兴通讯为例阐述相关问题。之所以多次以中兴通讯为例，原因是中兴通讯是凌通的长期持有之一。

　　很多价值投资好友对凌通长期持有中兴通讯不认同，认为作为科技股长期成长的确定性差企业经营的波动性大。的确如此，中兴通讯的确存在着经营稳定性差。经营波动性大的问题，只要看一下中兴通讯的股价走势图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不过凌通始终坚定地持有中兴通讯。因为中兴通讯在战略上具有无限的美景，而且这种战略前景非常清晰。

　　　　以下是2005年凌通向客户推荐中兴通讯的推荐理由：

　　中国3G产业从2006年开始着手建设，这是比较晚的，不仅比欧、美、日、韩等国家建设的晚，而且比印尼、马来西亚、沙特、阿联酋等都要晚，这是因为中国自主产权被国际电联任同的3G标准，技术上起步晚，不是很成熟，为此中国政府推迟发牌和建设时间，直到等自己的标准成熟，才在今年初表示要全力建设，在中国政府推迟发牌过程中，国际电信利益集团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和游说，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中国标准，但是中国政府坚决的等到了自己的标准成熟之后，才表示要建设。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看两个事实；汉朝时，通过丝绸之路，运往欧洲的丝绸到达罗马的价格是一克丝绸换一克黄金，而且只有罗马贵族才可以买，普通人是不可以买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丝绸技术就相当于现在的芯片技术，中国所掌握的技术水平是获取暴利的根源。另一件事是，2005年商务部长，薄熙来就中欧纺织品贸易纠纷访问欧洲议会，并发表演讲，充满感情的对欧洲议员近乎于哀求的说道：‘我们中国向你们欧洲出口一整船的服装还换不了你们的半架空中客车，你们为什么还要限制我们的服装出口呢？’最终欧洲没有接受这个说法，仍然对中国的服装进行限制。这两个事件中包含的道理就是中国拼命要支持中国标准的本质性原因，中国太难了，现在中国的这种没有技术的发展方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必需想尽一切办法支持高技术企业发展。目前为了中国的标准中国政府能推迟若干年发牌照，支持自己的技术，可见这个决心是非常大的，这种决心随着牌照的发放并没有结束，而是会转移到强烈的支持自己的通讯设备公司，我们为什么不说中国会强烈的支持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呢？而是要支持中国的通讯设备公司，这是因为电信运营商本身就是垄断的了，它出不了国门，只是技术的运用者，真正的技术是掌握在通讯设备商那里，只有利用这次3G网络建设，使中国的通讯设备商在资金管理等各方面快速提升，才能通过他们让中国的通讯技术标准，成为世界性的产品，从而使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带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对于目前规模小但技术水平并不低的通讯设备商来说，一方面存在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