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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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们两家的德国人都走了，这是多么幸福啊！我看见他们就来气，特别是现在。”邬丽亚说。
邬丽亚自从回来以后，就单独住在跟一排边屋相连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厨房里。现在她点亮灶上的油灯，眼睛望着前面，在床上坐了一会。她单独面对着自己和自己的一生，像一个人在精神上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那样，极端坦白地正视自己的灵魂。
她在床前蹲下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手提箱，再从箱底的内衣下面摸出一本破旧不堪的漆皮簿面练习本。她从上次离家以来，就不曾摸过它。
第一页上字迹模糊的铅笔字，好像是全部内容的题词，它本身就说明了为什么邬丽亚要有这样一个本子以及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决定他今后精神命运的时期，那时他的精神发展发生转变。据说，这个转变要到少年时代才会到来。这不对：对许多人说来，它在美妙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波米亚洛夫斯基①）
①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神学校随笔》。
看到她在几乎还是儿童时代就记下了这样符合她目前精神状态的东西，她怀着惆怅、愉快、而又惊奇的心情随便挑选着读下去：
在战役中，必须善于利用每一分钟并且具有当机立断的能力。
有什么东西能够对抗人的坚强意志呢？意志包含着整个灵魂，包含着种种愿望——就是说，要恨、要爱、要怜悯、要高兴、要生活，总之，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要创造或是破坏某种东西的自由的憧憬，是能从无中创造奇迹的创造力！……
（莱蒙托夫）
我惭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惭愧啊，惭愧，——不，还不止是惭愧，——嘲笑别人穿得不好是可耻的！我甚至记不起，我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可是今天对妮娜·米的这件事——不，我甚至不能写……不管我想起什么，都要使我脸红，使我全身发烧。我甚至跟李兹卡·乌接近起来，因为我们常常一块嘲笑穿得不好的人，可是她的父母……这一点不必写，总之她这个人太坏。可是今天，我这样傲慢地，正是傲慢地把妮娜嘲笑了一顿，甚至把她的上衣从裙子里拉出来，可是妮娜说……不，我不能重复她的话。但是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坏的思想。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我简直没有想到，有很多人还过着穷困的生活，特别是妮娜·米，她总是被人欺侮的……我发誓，妮诺奇卡，我以后永远不再这样，永远不再这样了！
接下去显然是第二天加上去的铅笔字：“那么你去请她宽恕，是的，是的，是的！……”
翻过两页，上面写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①（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个米·尼毕竟是可笑的！当然，我不讳言，我（有时）喜欢跟他一起玩。而且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太喜欢强调自己的军衔和夸耀自己的勋章，而这一点正是我根本不在乎的。昨天他提起我早已料到但是又极不愿意听的话……我把他嘲笑了一顿，一点也不可怜他。至于他说他要自杀，那是撒谎，是他的卑鄙作风。他胖得要命，他应该上前线去，背着枪行军。我决不同意，决不，决不！……
我们谦逊的指挥官中最勇敢的指挥官，我们勇敢的指挥官中最谦逊的指挥官——我所记得的柯托夫斯基②同志就是这样的。
愿他的英名和光荣永垂不朽！（斯大林）
①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
②柯托夫斯基（1881—1925），苏联国内战争英雄，红骑兵的优秀指挥员之一。
邬丽亚一直低头翻阅她学生时代的练习本，后来她听见边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什么人的小脚轻盈地跑过小院来到厨房门口。
没有敲门，门就打开了，瓦丽雅两眼发直地跑到邬丽亚跟前。她跪倒在泥地上，把脸埋在邬丽亚的膝头上。
她们半晌没有开口，邬丽亚感到瓦丽雅的胸部在起伏不停，心在怦怦地跳。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瓦丽雅？”邬丽亚轻声问道。
瓦丽雅仰起脸来，湿润的嘴半张着。
“邬丽亚！”她说。“他们要把我赶到德国去。”
瓦丽雅虽然深深厌恶德国人和他们在城里的所作所为，可是看见德国人却怕得要命。从他们进城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在担心，生怕随时会有什么祸事临到她或是她母亲的头上。
要大家到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命令公布之后，瓦丽雅一直没有照这个命令去做，因此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走上对抗德国政权的道路的罪犯，终日等待他们来逮捕她。
这天早上，她去市场的时候碰到几个已经去登记过的五一村人：他们正去上工，去修建一个小矿井，五一村地区有不少这样的小矿井。
那时瓦丽雅羞于向邬丽亚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偷偷地瞒着她去登记。
职业介绍所设在山岗上一座白色平房里，离区执委会不远。有几十个年轻人和中年人，主要是妇人和姑娘，排队站在门口。瓦丽雅老远就在队列中认出了五一村学校的同班同学维丽柯娃。瓦丽雅根据她矮小的身材、好像是贴上去的光滑的头发和两条向前翘着的又短又尖的小辫，认出是她，就走到她跟前，想排在前面一些。
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得花不少的时间排队——排队领面包、排队领食品、排队领食品券，甚至在被动员参加后方劳动的时候也要排队。那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想排在前面些，如果有人利用熟人关系或是利用职位不排队，大家就会争吵不休。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队列。这是排队去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谁也不抢先到那里去。维丽柯娃用她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凶狠的眼睛对瓦丽雅默默地望了一眼，就让她站在自己前面。
队列移动得相当快，——两个两个地进去。瓦丽雅把手帕包着的公民证捏在出汗的手里，按在胸口，和维丽柯娃一同走进去。
在办理登记的房间里，正对门放了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上等兵和一个脸色非常娇嫩红润、下巴长得特别的俄罗斯妇女。瓦丽雅和维丽柯娃都认得她：她在克拉斯诺顿的好几个学校里——也包括五一村学校——教德语。说来也奇怪，她的姓也是聂姆庆诺娃①。
①聂姆庆诺娃的字根是从“德国女人”（俄语音译“聂姆卡”）来的。
姑娘们向她问了好。
“啊……我的学生！”聂姆庆诺娃说，她垂下深色的长睫毛，不自然地笑了笑。
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了之后，就像表演似的对着聂姆庆诺娃和大胖子德国兵呼吸起来，上等兵朝椅背上一靠，眼睛像公鸡眼似的睁得滚圆，惊奇地望着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胸部果然呼哧呼哧地响起来。“我需要家里人照顾，”她丝毫不以为耻地望望聂姆庆诺娃，又望望上等兵，接下去说，“但是如果城里有工作，我就会很高兴，非常高兴！不过我恳求您，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给我一个脑力方面、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会很高兴在新秩序下面工作，很高兴！”
①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是聂姆庆诺娃的名字和父名。
“我的天哪，她怎么讲得出这种话？”瓦丽雅怀着剧跳的心走进所长办公室的时候这样想道。
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军服的、脑满肠肥的德国人。他的油光水滑的灰红色头发从当中分开。他上身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下面却穿着黄皮短裤和棕色袜子，裸露的膝盖上的汗毛像羊毛一样。他草草地、冷漠地打量了瓦丽雅一眼，就叫道：
“把衣服脱掉！把衣服脱掉！”
瓦丽雅孤立无援地朝四下望了一望。房间里只有一个德国文书坐在桌子后面，他旁边放着一叠叠旧的公民证。
“把衣服脱掉，听见吗？”那个德国文书说的是乌克兰语。
“怎么？……”瓦丽雅满脸都涨得通红。
“怎么！怎么！”文书模仿着她的声调说，“把衣服脱下来！”
“快些！①快些！”裸露着毛茸茸的膝盖的军官吆喝着。突然，他把手伸到瓦丽雅面前，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也是长着红毛的、骨节粗大的手指扳开瓦丽雅的牙齿，朝嘴巴里望了一望，就动手来解她的衣服。
瓦丽雅由于恐惧和受辱哭了起来，她急忙动手脱衣服，可是内衣越急越脱不下来。
军官来帮她脱。她脱得只剩鞋子。德国人草草地把她打量了一下，嫌恶地摸摸她的肩膀、大腿、膝盖，接着，转过脸去对着文书，仿佛他是在给兵士检查体格似的，简短地说道：
“合格！②”
①② 原文为德语。
“公民证！”文书并不望着瓦丽雅，伸出手来，叫道。
瓦丽雅用衣服遮着身子，啜泣着把公民证递给他。
“住址！”
瓦丽雅说了。
“把衣服穿起来。”文书把她的公民证朝一堆公民证里一扔，阴沉地低声说，“什么时候去集合站，会通知你。”
瓦丽雅到了街上才清醒过来。烈日当空，照着房屋、满是尘土的大路和被晒枯的草地。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坏了，晒干了。热空气摇曳着。
瓦丽雅站在大路当中没到脚踝的厚厚的尘土里。她忽然呻吟了一声，就倒在尘埃里。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