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与80年代诗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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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pass北岛”之后,80年代的先锋诗坛也进入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期,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各种诗歌群落。一方面,充满激情的实验冲动被广泛分享;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文化中的草莽气息也被唤醒,诗人们纷纷揭竿而起,抛出自己的宣言,诗坛也仿佛成了一个热闹的“江湖”。为了展示先锋诗坛风起云涌的全景,在1986年《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还推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以此为蓝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也随后编辑出版,对于80年代末的诗歌青年来说,这可以说是一本“红宝书x”,书的封面封底都是大红色,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这本选集,不仅是诸多崭新的诗歌技巧、实验的大观,也是年轻诗人的“入门手册”,汇集了“数十流派、近百诗人力作约万行,并收有各诗歌艺术自释、群体简介等背景资料”,可以说将当时大大小小的诗歌流派一网打尽。只要一书在手,对当时诗歌“江湖”的分布,就可有大致的了解。其中,有著名的“非非”、“他们”、“莽汉”等流派,还有很多不十分知名、甚至很快湮没的诗歌群体。具体的写作方式暂且不论,只从这些流派的名称上,就可看出那种普遍的反叛、挑衅姿态,比如上海的一群诗人就自名为“撒娇派”,在宣言中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方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这些流派的诗歌取向,当然是各不相同的,譬如有对语言形式的极端关注,诗人韩东就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口号,还有对“前文化”、“前语言”感觉的还原追求,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莽汉派”等,以一种反叛的、破坏性方式消解诗歌的神圣性,“反文化”、“反崇高”、“反诗歌”也是流行一时的风尚。这些颠覆性的诗歌实验,表面上鱼龙混杂,各不相干,有的甚至还处在争论之中,但在背后,都自觉不自觉地分享了一种共同的抱负,即要打破以往诗歌史提供的有关“诗”的认识,在一个更开阔、更复杂的空间里,探索诗歌的道路。诗人臧棣(也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后来就在一篇文章中,将这种抱负概括为:“对可能性的追求”。“可能性”的追求,意味着诗歌写作不再是为了满足某种既定的诗歌标准或美学规范,而更多地要把诗歌当成一场语言的冒险。当然,这种情绪是偏激的、卤莽的、甚至是行为主义的,很多探索之作只有一时“实验”价值,在诗艺上十分粗糙,或者根本无法卒读。90年代以后,部分诗人提出了“中年写作”的概念,以期用一种更为复杂、沉实的写作理念,纠正80年代诗歌写作挥霍无度的青春性。
海子的诗歌写作,正是发生在上述背景当中的,但在一种常见描述中,他被当成是一个横空出世的诗歌天才、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抒情诗人。说到天才,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会是,天才的写作和生活,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或超越了同时代平庸的同行,或者说根本上超越了他的时代,这是“海子”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基本印象。90年代后期,在网上曾流传过一份《诗坛排行榜》,用水泊梁山108将的名字比附当代诗人。譬如,在这个榜上,北岛就被排在晁盖的位置,而海子则是榜外高人,给他的评语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虽然,这是一种对死者的尊重,但也似乎暗示了海子与当代诗歌的某种疏离关系。的确,从诗歌方式来说,海子与他的时代也有深刻的不可通约性,首先,他对诗歌的理解似乎是极端浪漫主义的,对浪漫主义之后的诸多现代主义文学,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经验碎片化、分裂化的产物,这与8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狂热是极不协调的。其次,在诗歌的题材、构成和手法上,海子也与80年代诸多口语化、平民化以及语言的过度实验拉开了距离,他的抒情短诗大多以乡村经验为背景展开,用抒情的文字构造一个质朴、梦幻般的世界,主要的意象为天空、河流、土地、黑夜、村庄等具有原型意味的元素性形象,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写作更多地具有情感的自发性和传统的浪漫品质,而与当代的先锋性实验迥然相异。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印象,从内在的角度看,海子的诗歌生涯、或者说他的“殉诗”历程,非但不是与当代诗歌的展开没有关联,反而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凝聚了当代诗歌,特别是80年代诗歌的抱负、勇气和隐衷。
海子诗歌的形式创造性(1)
他的诗歌在具有质朴的抒情力量的同时,又充满了丰富的杂多性,或奇异、滑稽、或暴烈、凌厉,有一种混响式的轰鸣效果。这种对诗歌语言、想像的挥霍性、创造性使用,在新诗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80年代诗歌的背景中,这种形式创造性非但不是孤立的,反而与80年代诗歌的整体理想,有内在的一致性。
首先,海子的诗歌写作,是在八十年代的整体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最初的影响则是朦胧诗人们的探索,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江河、杨炼等对气势恢弘、立足于文化、传说、神话的史诗性写作,是他诗歌的出发点,一种“史诗”的情节一直支配着海子的诗歌道路;另一方面,顾城是海子的另一个出发点,顾城诗歌透明、纯澈的童话风格,自由灵动的气息,都对海子的写作产生着内在影响,海子的诗歌中也经常洋溢着一种顽皮的孩子气,自由嬉戏的精神,这一点是为很多评论者所忽略的。其次,在与同代诗人的关系上,海子不仅处于论辩状态,当时一批四川诗人尝试的文化史诗写作,就与他的“大诗”尝试形成呼应之势,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离开北京,向西部漫游,寻找写作同道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诗歌方式并不被当时的北京诗坛认同。
1,充满张力的语言这是海子诗歌的一些背景情况,但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海子与当代诗歌的内在一致性,主要还是体现在他对崭新的语言形式、修辞力量的发现上。上面已经谈到,80年代诗歌是一种过度“实验”的诗歌,诗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诗歌首先应是一场与语言的搏斗,是一场不断寻求语言可能性的冒险。而海子的诗歌成就,也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按照一般的理解,抒情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在根本是对修辞、技巧的反动,海子自己也曾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然而,从文学的构成上讲,在“抒情”与“修辞”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抒情力量的获得,其实也要借助一种文学的程式,或者说是一种修辞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海子的一些短诗虽然单纯、质朴,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但并不是说,它们放弃了诗歌的技艺,相反,他的许多作品都精雕细刻,充满了大胆的实验,从语言层面拓展了诗歌的可能性。《亚洲铜》等作品形式上的完美,已经被讨论过很多,下面我们就以海子的几首短诗为例,讨论一下他在诗歌形式方面的创造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大概是海子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有些不知海子其人的读者,也读过它。最近,我听说在上海有家房地产公司还把它用到了商业宣传里,他们打出的广告词就是:“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来看这首诗的第一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一首十分特殊的诗作,从风格上看,平白如话,只是一个诗人的抒情性独白,但却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被其打动,但说不出为什么,换句话说,这种感染力似乎是不可分析的,是一种神来之笔。但在这里,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一点点分析的。具体说来,在这首诗中,海子显示出了一种对语言性质特殊的敏感,并把这种敏感转化成一种创造性。
首先,从标题上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个词,尤其是后者,是非常滥俗的习语言,甚至是文学的废弃物,一个稍有文学素养的人在写作时,都不会轻易使用诸如“春暖花开”、“姹紫嫣红”这样的词汇,但海子却大胆地将如此“大俗”的因素引入诗中,作为标题,一开始就形成一种奇异的感受,与整首诗的抒情语气形成反差,让读者感到面前象推开了一扇窗子,一个温暖光明的世界显现出来。在随后诗行的展开中,这种特殊的用词、用句技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第一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暗中模仿一种日常的语言方式。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说:“从明天起,我要怎样怎样”,“我要锻炼、我要存钱、我要减肥等等”,但“做一个幸福的人”却不是上述可以计划、可以设计的行为,相反,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幸福”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个决绝的句式(“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获得的恰恰是一种幸福的不可能感,是一个与幸福无缘的人的天真假想。海子使用了一个相当日常的句式,却传达出相当非日常的、沉痛的个人感受。再看后面的句子:“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是诗人对“幸福生活”的想像,却同样充满了一种天真的假定性,是一个与日常生活脱节的人,对所谓幸福生活的假想,特别是“粮食和蔬菜”两个词,都是被一般的诗歌所排斥的日常词汇,在诗中出现的,往往是玫瑰、丁香、菊花、橡树等高贵的植物,这两个“非诗意”形象的出现,又一次形成特殊的风格张力。
打破所谓“诗意”与“非诗意”的界限,将日常语言、日常经验纳入到诗中,一直是诗歌现代性的突出体现,诗人穆旦在晚年就曾在一封书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新诗中最大的一个分歧是:在“风花雪月”的审美经验外,能否用现代生活的形象写诗。这样一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到了当代。上面提到,80年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动之一,就是要打破语言的精致性、成规性,焕发出粗糙的活力。在海子这里,他其实也有意无意参与了这种反动,通过将非诗化的、日常的经验引入诗中,制造意外的惊喜、甚至是震惊的效果。这样的技巧,在海子的诗中是十分常见的,比如《太阳与野花》一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月亮,她是你篮子里纯洁的露水/太阳,我是你场院上发疯的钢铁。”如果说,月亮、露水、太阳x是纯粹的诗意语言,“发疯的钢铁”一句的突然出现,就产生了震惊的效果,形成诗歌表达上一种爆发性的、乖戾的强度。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表面浑然天成的诗作,却包含着丰富的修辞特征,海子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一种诗化的抒情体式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