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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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体系
概念是研究和论证的基本单位，如何选择或建构相关的分析概念，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本书使用的重要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界定，要求我们进行必要说明。
（1）农村、乡村和乡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村”、“乡村”和“乡土”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定，在许多学术著作中常出现混用的情况，有时甚至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这三种称谓。实际上，“农村”、“乡村”和“乡土”虽然都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即包括了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但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区别，其指称也有一定的侧重。
“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40＇。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生产对象，以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交织为特点的物质生产部门。“农村”就是与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的社会区域。由于近代下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其与农业的分化，“农业区域”与“工商业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农村”这一概念又通常用来指称近现代工商性的城市相对应的“农业性村庄”。
“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些社会群体或组织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其基本规定性有：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乡村社区除具备以上规定性之外，还具备以下特点：第一、自然环境对乡村社区的直接支配性较强。乡村聚居点要受土地与人口的支配，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规模或空间的范围之中，不仅农作物的种植带有地域性，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带有地缘的色彩。山川形势、交通条件、内部市场等因素也限制了社区的规模，形成一个个村落社区。第二、乡村人口散居在广袤的土域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口流动率小，这就造成了乡村社区的封闭性。社区人口的社会生活比较定型，人口的同质性较强，获取外界信息比较困难。第三、家庭是乡村社区的中心。当乡村社区各种正式组织尚不发达时，乡村家庭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交往、教育和娱乐的中心。第四、乡村社区的成员在心理上比较保守，地方观念和乡土观念浓重。注重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他们的言行中有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41＇。
“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在中国的古汉语中，“乡土”为家乡或故乡之意。《列子。天瑞》中“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就是此意。乡土中的乡是指乡村，土则是指土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42＇。它表明了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土地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也正是由于现在土地的这种作用有所下降，学术界也就很少再提及社会的乡土性了。
本书研究的课题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政治结构”，因此，主要在社区意义上使用“乡村”这一概念。但在引用相关著作时，对原作者使用的“农村”或“乡土”概念所进行的表述也就不再进行说明。
（2）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是政治分析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强的工具特性。这三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权力是反映主体一客体、命令一服从关系的影响力，表现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动以及强制性地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43＇。任何权力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只有由众人构成公共社会时才产生用来处理共同体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权力又分为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简单地说，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权力，是一种高于社会的合法暴力；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则寓于社会之中，对组成社会的个人直接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自治权力。
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依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可分为三类：神异权威，传统权威和料层权威。神异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传统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44＇。
政治结构则表明的是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分布状态、排列顺序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系统的有序性特征。社会结构是在人自觉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联结方式。政治结构是一定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关系，其基本单位是个人角色。“一个角色就是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它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和他人的期望和行动而建立起来的，描述一个政治结构也就说明了各种角色之间的联系；每个人各就其位，在这个位置上，人们期望他经常按一定的方式行事”＇45＇。
政治结构总是与一定的权力和权威相对应的。政治结构能反映一定的权力状况和权威性质。因为“权力和权威都是社会中部分人对他人的控制能力。尽管权力和权威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它们的社会根源不一致，但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权力和权威都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中，分析权力结构对于分析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46＇。
（3）治理、控制和自治。从词意上来说，治理（Govemmce）具有控制、指导和操纵等含义。作为政治学概念，治理则主要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47＇，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根据公共权力配置的方式不同，治理可以分为控制型治理和自治型治理。
控制型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方式。就其权力关系而言，是一种科层体制。依据韦伯的理论，“科层制”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确立。也就是说，科层体制是以服从的持续存在为基本前提的。而“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建立是与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相联系的。
自治型治理，是以一定社区或群体为对象而相对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公共权力管理方式；按照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解释，自治是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生活条件时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政路线行动的能力。”“制定自治原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行政的形式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界限。”＇48＇按照这种“自治原则”来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可以发现两类不同的“自治”，即“乡村自治”和“村民自治”。深入分析这两种“自治”的基础、性质和绩效，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
3。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是判定研究成果可信度的手段。一般认为，理论的检验方法有两种：经验检验和逻辑检验。
本研究在理论上不具有特定的预设性的检验方法。运用一般的逻辑方法可以进行解读和理解。
本研究运用的事实证据可以质证和检验，但需要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其一，对于社会基本状况的数据，一般都以国家权威机关认定的数据为准。对有多种文本，如有多种版本的地方志等出版物认定的数据，一般以最近的版本为难。对有多种资料认定的数据和事实，凡与近年出版的县志不相同的数据，如不能再进一步核实，均以正式出版的地方志为准＇49＇。凡是与研究结论相关的数据，均标明了出处，按注明查阅相关文献及档案资料便可以证实。
其二，关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其收集的方法分为两种，（1）设计基本调查问卷表，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并由其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的意愿；（2）设计各种基本数据统计表，通过分类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在调查者的参与和指导下由调查对象据实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某一方面的真实情况。对上述问卷表和调查表的基本数据和相关信息，均经过认真且符合学术良心及品德的分类统计和分析，以保证有关数据系统化和定性信息定量化。全部问卷和调查表保存完好，以备核查＇50＇。
其三，对于调查中参与和非参与性观察记录，虽然事件的本身很难重复，但观察者却力求准确和全面，并注意到了相关文本资料：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2＇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3＇王沪宁认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4＇沈延生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一文中指出，将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是不切实际的。自下而上的演进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非国家”层面的群众自治也不能代替国家层面的民主宪政。离开政治发展整体目标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会沦为历史的笑柄。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实行“乡治、村政、社有”，村政的基本内容就是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5＇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高潮，是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契机，那么，第二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的高潮应该是在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理论的刺激下，以华南为中心（台湾、香港、广东），从60年代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