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财经: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与劣-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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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拔、生长，那时候，意大利号称自己已经有1197座城市，高卢则吹嘘自己有了1200座城市，作为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西班牙也表示自己有360座城市，此外据说还有300座亚洲城市也臣服在罗马帝国之下。这上千座城池也已经被罗马公共大道所连接，这些大道中部筑成高台，路基由沙子、碎石、三合土铺成，最上面铺着石块，路修的非常结实，让这些路承受了1500年的风雨后还依然存在。（哈，象不象秦帝国的驰道？）罗马各地每隔五、六英里就有一个驿站，40来匹马在驿站备用。葡萄、苹果、亚麻、苜蓿都已经在罗马的土地上生长。
罗马的外贸也是非常繁荣的，每年夏至前后会有一个120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埃及出发，远航锡兰（今斯里兰卡），锡兰是南亚大陆上地理位置非常便利的一点，亚洲的商人也把锡兰视作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巴比伦的地毯、中国的丝绸、珍珠、宝石都源源不断的流向罗马。当时罗马元老已经开始有人抱怨，为了购买这些奢侈品，国家的财富已无可挽留的流到了外国和帝国。有人估计，罗马帝国当时每年因外贸流出的白银高达80万镑。
在西汉、东汉交接之时，最后的晚餐已经结束，耶稣已经从墓中死而复生，保罗正在大力宣扬基督的精神，不过在起初的一二百年间，基督教是作为异教被罗马帝国禁止的，基督教信徒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直到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而使基督教成为政府所允许的宗教。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基督教的最基础的原则，现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接受这一原则。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玩起通货膨胀的把戏，一点也不比汉武帝差，当加里恩努斯在公元260年登上罗马皇帝宝座时，其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已经比奥古斯都大帝时期减少了60％，在加里恩努斯统治的八年时间里，经过他的厚颜努力，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又大幅度的出现下滑，最后降到了仅有百分之四五左右。有学者测算到，从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一直到加里恩努斯继承帝位，在这250年时间里，罗马帝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0。4％，但从加里恩努斯疯狂的降低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后，到戴克里先（公元284年到公元305年）王朝，这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物价飙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公元304年的物价水平已经是公元260年物价水平的20倍了。
刚才提高的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在货币、经济历史中，也是为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他即位后，发行了“拜占庭金币”，其金币的纯度达到了98％，价值极高，在其后的七百年时间里，即使在罗马被蛮族攻陷的时候（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占庭金币”依然一直以不变的重量和纯度铸造生产，堪称货币史、经济史的奇迹。
日本 中国货的倾销地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一千七百多年后，此印在日本被发现。
余英时考证，在西汉时期就有记载说，朝鲜海上一百多个倭人小国家定期向中国进贡。《后汉书》则明确记载，倭国分别在公元57年和公元107年运送贡品到汉廷。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铜镜、黄金，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珍珠。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镜和一些汉代铁器不断在日本许多地方出土，甚至王莽时期铸造的铜镜也在日本九州的许多地方有所发现。王莽的新朝不过就存在了不到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产品都能流传到日本并被考古发现，可见双方贸易往来之频繁。
公元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这方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经过鉴定，此印被认定是《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
据晚清变法人士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匈奴百年恐怖片
汉武帝四面征伐，花费巨大，那为什么汉武帝之后，其他汉帝已经不那样频繁动兵了，他们统治时期的帝国军费开支照理说已经该大幅回落了，可为什么盐铁专卖制度还是停止不了呢？这样巨大的财政收入都干吗用了？
说起来，比较悲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文字记录以后，天天都是胡人入侵，虽然中国人自己吹自己武功卓绝、开疆拓土、雄霸四方，一会秦始皇打的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一会汉武横扫西域，但实际战绩其实是很值得商讨的，如果这些胡人真这样好清扫，至于从秦始皇一直打到汉武帝，从头到尾到了上百年了，还打不死吗？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带给汉民族的困扰那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百年来一直受到边境高压、受到军事入侵危险的国家，军费自然庞大、开支自然多。
汉武帝之后，到了汉宣帝时，匈奴和汉帝国不怎么打仗了，大家打了上百年，换了一种新玩法，纳贡了！匈奴你也别发动战争了，打仗你不也是为了钱吗，现在你叫我声“大哥”，算我罩你，然后我给你钱，让你拿去花差花差，这样岂不美哉？
公元前51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带着贡物朝拜汉天子，汉天子回赠的礼物是：黄金20斤，钱20万，衣被77套、锦绣杂帛8000匹，絮6000斤，米34000斛，第二年呼韩邪又来了，这次汉天子又赏给了他衣服110套，锦帛9000匹，絮8000斤。
叫声“大哥”这样多甜头，这比当年靠打架拼死拼活的抢东西爽多了，那还有生命危险。从此以后匈奴人就经常来拜大哥了，单于带的随从也越来越多，带的人越多，赏赐的东西就越多啊。汉廷一般规定单于只可以带200名随从来，公元前1年，单于要求带500名随从来，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汉廷答应了匈奴访问团500人名额的要求，结果这一年赏赐的礼物有了惊人的增加，锦帛达到了3万匹，絮3万斤。
期间，匈奴单于没事还老向汉王朝要经济援助、要赞助，这大哥不是好当的啊，虽然不打仗了，银子还是哗哗的流啊。
余英时曾经对东汉的部分时期（公元50年到公元100年）的纳贡支付数据进行过统计，让我们来看下余英时统计的结果：
胡族 年支付总数（钱）
鲜卑 2。7亿
匈奴 1。009亿
西域 0。748亿
合计 4。457亿
余英时认为，此外至少还需要增加对羌、乌桓两个民族的支付额，总体计算下来，每年支付给各胡族的费用在7个亿左右，这一估算还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运转所必需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纳贡体制肯定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东汉、西汉的政府收入、开支还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由此类推计算大概可以一见端倪。
东汉文人桓谭在《新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据此计算，东汉初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3亿。
还有史料记载，汉元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据此计算，汉元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3亿。
按当代一些专业人士的考证，汉代财政年总收入平均大约120亿左右。要注意，这120亿是已经搞了盐铁专卖之后的收入了，扣除日常行政费用、军事开支（前文已经算过了，汉百万大军一年开支最少70多亿，政府公务员工资20亿，就算汉武帝之后，军队裁员，军费支出有所下降，在扣除掉军事开支和官员薪水后，此外还要有大量的抗洪啊、工程啊、救灾啊等等支出，政府财政结余并不多）为平息各胡族，每年最少7个亿，把盐铁制度废了，这7个亿从哪里来？
对中华民族来言，这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恐怖片，头一百年是武戏，天天打，后来大家都打的吃不消了，改拍文戏了，感情戏也出大场面的，钱也没少花啊。这种噩梦不光局限在汉代，放眼魏、晋、唐、宋、明、清，以后都是这样，五胡乱华那就别说了，唐有突厥、宋有辽、金、蒙、西夏，明有瓦剌、女真，就元、清两朝没有北方蛮子捣乱，因为他们就是蛮子，但清朝迎来了洋蛮子。这种巨大的边境压力引发的财政输血，是中华民族财富的一个无底洞。
放眼世界，极少有民族在这样大的异族压力下，持续生存、发展两千年的，处于类似情况的绝大多数民族早都被武力强大的民族给灭了。这种独特的发展经历，即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心理韧性、民族向心力，也让这个伟大的民族疲惫不堪，始终缺少一段休养生息、安定繁荣、没有外族压力的历史阶段。这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财经运作、文明发展方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
还记得文首最早讨论英雄的哪个问题吗？
汉武帝四处征伐也罢，此后汉帝纳贡也罢，这都是应对压力的刚性、或柔性反应而已。在百万骷髅之上，在百万血水之上，能有英雄存在吗？看看整个民族的财务压力，看看整个民族承受的苦难，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能否换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呢？这道题很沉重的。
第一批职业文人浮上水面
早年间，孔子是靠当老师混的饭招；墨子偶然弄点科技发明、作些木匠活，靠这些过活；孙子得打仗；老子、庄子都有份底层公务员的小职位、小薪水；苏秦、张仪这帮人主要是玩政治，文学都是副业，不靠舞文弄墨混饭吃，放眼春秋战国、大秦帝国，真正的纯文人似乎就一个屈原，这还是个失意的政客。纯粹的职业文人团伙还没有产生呢。
等到汉帝国一统江山，叔孙通已经开始带着一干儒生以职业的心态，靠诸家学说、制定礼仪蒙饭了，在此之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一干人等相继浮出水面了。这些人与孔、墨、老、庄等前辈的最大区别就是，诸子文以载道，他们的文章尽管蕴含着极高的文学性，但这些文字饱含希望，希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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