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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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的董事长职务。沈国钧被任命为董事长代总裁。段永基是个副总经理。他的全面执掌四通，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公司的事实上的旗帜。员工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是由于他的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因为他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他当时声称有办法力挽狂澜，拯救公司，现在也被证明不是吹牛。他的办法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表现了坚定的团结精神。他们成了中关村的潜在的支持力量。这些官员在袒护什么吗？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们显然是要保住中关村。这在此前和此后都有无数例证，即使在当时，也由胡昭广很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四通被灭掉了，试验区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么大意义吗？〃有个记者将信将疑地问。
　　〃有！〃他断然说，〃因为四通是'四自'的旗帜。〃
　　1990年，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社会需求被抑制了，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不再争挤兑银行、抢购粮食。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又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也就跟着〃疲软〃，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邓小平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出现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来打圆场。

　　第7节：试验区（4）

　　原因何在？199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转的倾向。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改革开放的观念、经济第一的观念、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经济多元化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观念，似乎全都推倒重来。甚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这样的问题，也成了当时人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此外还有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还有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是，按照那时候有些报纸上的说法，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长河中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如果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90年的中国，就会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话，比如〃阶级斗争〃，比如〃资产阶级的温床〃，就是似曾相识的。10年以来活跃万分的那些媒体，现在一如既往地活跃着，不过，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那时候，它们大张旗鼓地主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现在，它们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
　　在中关村看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是非，他们吸取前车之鉴，敬而远之，只关心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员工饭碗。可是到了1990年2月22日，白颐路上的气氛也不对了，就算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发现，政治批判的矛头朝着他们这些人转过来，日愈逼近。这一天。《人民日报》把一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作者写下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
　　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
　　中关村被这话吓了一跳。这些年来，他们只顾经济，只顾挣钱，哪里会想到居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源。再往下看，不免更加紧张。因为文章继续说，所谓〃资本主义化〃，〃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多，堂堂正正地发表在党报上。然而还有更加不妙的谣言传过来。这谣言说，有领导放出话来，要〃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这话从来没被证实过，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好多人相信它。人们瞪大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将会有个怎样的明天。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十之八九原本就是农民，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之内，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还有些人不想回家去，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偶然看到公共汽车站牌上有个〃中关村〃，觉得那个〃村〃字看着眼熟，感到一种温暖，就跑过来。后来中关村大街上卷起的民工潮，追根寻源，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说中关村像个〃村〃，并不过分。只不过它是我们国家最繁荣的〃村〃，还成了好多民间资本的避难地。当地政府掩人耳目，不说什么，等到风声一过，就把下面这个事实公布出来：中关村的新技术企业原来一直在增加，1987年还只有148家，到1990年底就有930家了，1991年又超过了1300家，至少有两万人在这些公司里工作。到了这时候，就连段永基也相信，危机已经过去。
　　〃能够逃过这一劫，〃他说，〃真是幸运！〃

　　第8节：试验区（5）

　　政治风云汇聚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可是中关村却有另一番气象。我们查遍1990年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来源〃。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次提到〃技工贸一体化〃，还有一次提到〃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宝贵改革经验〃，必须坚持。不用说，这与当时党报上的言论不能合拍，可是胡昭广佯装不知，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意思只有一个，既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咱们就〃稳定小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中关村。而在赵慕兰看来，这是一种〃围堰效应〃。此人当时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其职责本来是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她却常常为下级组织的我行我素寻找理论根据。那两年，她总是说：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他们在常务会议上相互鼓励〃要坚定信心〃，进而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这包括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来筹办《试验区报》。
　　1990年夏天，中关村迎来了一批来访的西方客人，一行4人。只不过两周之后，第二批又来了。这一回是30个外国记者，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捷克、越南、荷兰和印度。这群外国人在白颐路上转来转去，看了四通，又看信通。他们原本充满怀疑、敌意和好奇，现在到处打探，结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