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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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馆的餐厅坐下，老先生为他点了菜，并叫了一瓶酒，以资庆祝。边吃边谈，老先生话匣子一开，满口都是历史，他这个研究生也无暇做笔记，只好一面吃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死记”。
原来老先生在年轻时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农艺，是时泰戈尔已经声名大振。有一次这位印度诗人到纽约访问，埃尔姆赫斯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泰戈尔，两人畅谈甚欢。泰戈尔在印度故居附近有一片农场，想作一番农村改革。泰戈尔的基本观念是：任何农业改革，仅只是改良农具、提高品种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农民在实际生活上得到满足，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得到润育，所以，实际生产和精神上的陶冶——音乐、舞蹈，甚至读书识字——是分不开的。泰戈尔想物色一批外国农业专家做顾问，以便协助他的印度弟子们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当时埃尔姆赫斯特将从康奈尔毕业，前途茫茫，也在追求一个理想，于是立刻答应。泰戈尔没有钱，埃尔姆赫斯特愿意自出旅费。在返回英国小住不久后，他就买舟去了印度。他把泰戈尔的农庄办得生气勃勃，甚至把农村的小孩子也组成救火队。至今事隔四十多年，他还记得印度助手的名字，当时的种种经历，都成了现在的回忆。
埃尔姆赫斯特先生与徐志摩的认识，也是由泰戈尔而起。1922年北京文化界有意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氏遂派埃尔姆赫斯特到中国部署一切，当时中国方面的联络人就是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1924年，泰戈尔正式访华，带了一位史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哲学家，而担任秘书的就是埃尔姆赫斯特。访问团一行于3月抵达上海，经南京北上，徐志摩特地由北京南下迎接。一路上的日程都是徐志摩和埃尔姆赫斯特共同拟订的，泰戈尔演讲，也往往由徐志摩担任翻译，徐的第一位情人林徽音也时常陪伴在侧，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了一段“白发红颜”的佳话。老先生忆起四十多年前的盛事，不禁时时莞尔，开玩笑似的说：
“徐是我在解决一连串国际纠纷时的伙伴。到底要怎么样请这位大官赏光或是为那位贵人留面子，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倒真的有不少人要面子！”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2）
一顿饭在不知不觉中吃完，老先生又要立刻去参加一个农业会议。原来自从结识泰戈尔以后，老先生一直在发扬这位印度哲人在农村建设上的理想，现在已是英国农业专家之一，所以时常旅行各地参加会议。一席话虽然颇为珍贵，总有意犹未尽之感，而且，徐志摩在信中也提到老先生的故居——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Totness，据说风景秀丽，于是他也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研究徐志摩之余也可以研究一下徐志摩的这位英国朋友。老先生看破来意，拿出记事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日程：
“我再过两个礼拜会在家里，你就在这个月底，也就是再下一个星期四来玩吧，坐早上8点的火车，大概要三个多钟头，到了DartingtonHall，我们可以一起吃中饭，下午我带你参观，晚上你可以搭5点多的火车回伦敦。”
访问日期既定，他就告辞了。匆匆坐车回康桥，一路上不停地在幻想DartingtonHall——老先生的别墅——的风景，另一方面又不禁想到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的人似乎爽快得多，心中没有什么壁垒，徐志摩可以和泰戈尔、哈代、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等文坛名人见面，侃侃而谈，又曾在罗素家住过，信中亲热地把这位大哲学家称做Bertie（罗素本名为Bertrand），如今这些人物都成了历史——包括徐志摩在内。历史的境遇使徐志摩成了名人，也使他以名文人的资格和欧陆文坛的各位泰斗把酒闲话。以60年代或70年代人的眼光来看徐志摩，他不禁在心里打了几个问号：徐志摩的诗是不是一流的？他用的那些西洋浪漫主义的意象，是否为中国白话诗打开了一条路？这位“诗哲”的思想是否有足够的深度？为什么他在一味崇洋之中没有注意到许多其他文化上的问题？徐志摩在文章里引经据典，但他到底扎扎实实地念过几本书？……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只能藏在心里，不愿意公开讨论。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60年代已经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作为60年代的人，又是流浪在外，他除了为上一代的“英雄”们作传外，又能做什么？回想不久之前，在康桥经友人介绍见到了E。M。福斯特（E。M。Forster），同在“王家学院”进晚餐，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也吃不下饭，总觉得区区一个研究生怎么敢高攀这些大人物？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在饭间也告诉他说：“你何不去找罗素？Bertie也是我的朋友，他可能还会记得一点徐志摩的事。”他听后不置可否，但心里总觉得这个念头太荒谬，就好像自己马上要见戴高乐一样。一路上思潮汹涌，到了康桥火车站，突然觉得心中十分空虚。“历史”毕竟是过去，写了一大堆历史论文，也许有几个学生会读，但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遇到像埃尔姆赫斯特这种人，一时会有一股无名的兴奋，但是兴奋过后是失望和气馁：这位老先生经历过“历史”，是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是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反观自己这一代的海外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发牢骚、写文章之外，又能做什么？谈不上国家民族，谈不上社会文化，即使能使自己内心的生活充实一点，宁不做“历史人物”，而做一个活生生的现代人，这些，又谈何容易？他冲动地想立刻打电话给才认识不到一个礼拜的异国女郎，希望在异性的慰藉中求得一点“实在”，但又觉得不应该，时间已晚，就草草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
在康桥多住了一个星期，就匆匆告别了异国女郎，只身到苏格兰去，玩了五天，却忘不了自己最近的这一段“历史”，又匆匆搭车回来，再别了一次康桥，并顺便到伦敦去赶火车，长驱直下，到Totness去再访埃尔姆赫斯特先生。火车于上午11时许到站，他下了车，就有一位发色灰白的老太太走上来说：“是×先生吗？我是Mrs。埃尔姆赫斯特，特地来接你，请上车吧。”还来不及致谢，她身旁的司机已经把车门打开。他坐了进去，才知道这部车子可能是英国名牌劳斯莱斯，司机的衣着也是西服笔挺。一路上只觉得一片绿色——绿色的原野，绿色的树叶，绿色的草地，绿色的小河，树影反映在车窗上，似乎使整个车身也变成绿色的了。他感到一阵兴奋，大胆地对老太太说：“想当年徐志摩也走过这条路！”老太太好像听不懂，司机做了一个鬼脸，他才恍然大悟，可能是老年人的听力不足，于是他又大声说了一遍。“谁？徐——？噢，是，是。”老太太喃喃地说。他听了很泄气，也就不再多说。
汽车在一座中古式的堡垒门口停下来，旁边的草地上有几个妙龄男女围在一起唱歌，他多看了一眼，回头时老太太已经失踪了。门口出现了另一位中年人，引他进入一条走廊，到了一间阴暗的屋子里，一位五十多岁光景的妇人走上来说：“你是×先生吗？我认识徐志摩，我那时还是个十几岁大的小孩子，徐先生还送给我一首亲笔写的诗。”她非常兴奋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纸上似乎是徐志摩的笔迹，他立刻拿出记事本，把这首诗抄下来，似乎是古诗，可能是李白的，也可能是徐志摩拟古作的。还没有抄完，二楼的一位秘书小姐就来请了，于是他匆匆上了二楼，见到了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寒暄数语之后，老先生就说：“我正要开董事会，不能陪你吃饭，这位约翰逊先生是我们的公共关系室主任，他可以请你吃饭，参观我们的几间工场。我们下午再见。”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3）
这位约翰逊先生非常和气，费心地向他解释Dartington的组织。原来埃尔姆赫斯特先生真的在英国的一个角落将泰戈尔的理想实现了。这个Dartington的故事，可以当小说读，又可以当科学幻想故事来看。
几十年前，当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尚在康奈尔大学做学生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富孀，她很有钱，常常捐款给慈善事业。认识不久他就求婚，她没有答应，他于是离开美国，经英国到印度，去为泰戈尔的农场效力去了。他们之间仍然有书信来往，埃尔姆赫斯特到中国，她也非常关心，因为她的前夫也曾在中国住过。埃尔姆赫斯特由中国回到英国后，她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他们在英国南部的Totness买下了一座古堡，名叫DartingtonHall。据说这座古堡始建于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国之时，后来屡被摧毁和重建，到了20世纪，已经形同废墟。埃尔姆赫斯特夫妇买下古堡之后，将它重建，并买下了附近几千英亩的土地，开始推行他们的“Dartington计划”。
这一计划的灵感源自泰戈尔。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纯商业性的，包括设立农场、林场、造木厂、纺织厂等；第二部分是教育和文化事业，包括一所中学、一所艺术学院（特别重视音乐和舞蹈，舞蹈系是最先设立的），和每年夏季的艺术节（包括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和电影欣赏）。目的是要使艺术和农工打成一片，农夫和工人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教育，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在课余时到农场操作，或在工厂实习，在正课以外另外再学到一技之长。约翰逊先生带他参观几家工厂，正是午餐休息时间，工人们坐在外面草地上闲谈，再望远去，绿油油草地的尽头就是金黄色的田野，阳光从朵朵淡灰色的云层中照下来，益使这片英国南部的原野增添一层娴静的气氛。徐志摩酷爱英国风光，毕竟有点道理。
从工厂区开车经过几座小桥，就又回到了古堡的门口，已经是午后2时许了。埃尔姆赫斯特先生请他走进二楼的办公室，给了他一杯淡红色的雪利酒。室内的陈设并不豪华，但很舒适，从中古式的长窗中可以看见外面的草地和修剪得非常整齐的小树，一个很年轻的园丁正在草地上工作。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很喜欢。怪不得徐志摩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我真想什么时候来这里找个小差事，住一个暑假。”
“欢迎之至，待你写完论文再说吧。”
想起他迟迟未完成的论文，又回到现实世界里来。乡村与城市、理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这些问题，又何尝不是徐志摩作品中的题目？前一代诗人可以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自己的心绪和幻想描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后一代的人世故多了，早已忘了那种浪漫之气，脑子里却不禁想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你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Socialism），特别是欧文（RobertOwen），据说他当时也是以私产建立了一个小乡村，工农并重，使小天地里的人民可以互助互济，自给自足。先生，您是否受到欧文学说的影响？”
“我读过他的书，”老先生答道，“但是Dartington毕竟是现代的东西，我们不与尘世隔绝，事实上我们还设法和英国政府及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我们的组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