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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西潮的彼岸-第24章

小说: 西潮的彼岸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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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悲剧”而怆然泪下。    
    当然,我相信这一代的留学生中,大多数对父母还是有感情的,近来回乡省亲风气之盛就是一个明证;我也相信,国内的子女们更不会这么不孝。也许,许多小姐基于孝心,对父母之命言听计从,自己的“终身大事”完全听信父母的安排,然而,我怀疑这种“孝顺”,婚姻毕竟是自己的事,是自己一生幸福的关键,父母虽出于好意,自己也应该做主。譬如那位已有男友却被海外“权威”骗去的小姐,如果她对自己的男友有情,为什么她一味盲从父母,不敢反抗?如果在“五四”时代,像这样的小姐早已离家出走了。这种“娜拉”式的自求解放精神并非不孝,而是孝道下的冲突,有其感情的代价,这与父母远道来访却把他们撵出门外的情形完全不同,何况,现在台湾的父母也不会这么顽固守旧。我看,恐怕这一代做女儿的也有“难言之隐”:在这个一味崇洋的社会里,一个“坏”洋博士总比一个没有出过国的“好男人”更好,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自己想出国,结了婚就可以出国。也许,在这个“经济起飞”的时代,可悲的不是孝道的没落,而是人道和感情的荡然无存,难道当事人本身也不考虑婚姻的后果,唯“利”是图?最近我经常在一些报纸的海外版上看到中国小姐下嫁美国人的结婚启事,而且听说这种风气越来越盛,也许,这是“真金”,比“镀金”的中国留学生更好,不知道女方的父母作何感想?但愿这些中国小姐都是为了爱情——而不仅是为了做美国公民——才去“和番”的,阿门!    
    在你们看来,我这些话可能都是偏激之谈。我承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由父母介绍而成亲的美满婚姻;我也承认,目前在国内相亲的留学生,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结婚而结婚,而待字闺中,甚至“待价而沽”的小姐们,心中也有不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我个人所知,留学海外的“王老五”课余或工余最难忍受的是寂寞。美国是一个“个人社会”,各人自求发展,为生活而奔波繁忙。一天工作十几小时,从研究室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的斗室里,万籁俱寂,屋内静得可怕,那种“失落”之感有时候会使人发狂,于是,开了电视机,或拼命打长途电话找老朋友聊天,当然更会发成家的幽思,不管太太怎么吵,孩子怎么闹,总比自己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打发时间好得多。我有很多朋友在美国过了七八年孤寂的独身生活以后,把人生的一切都看穿了,结婚的目的,就是找寻一个伴侣,以慰寂寞,在国外的中国孤男寡女,所以往往能一拍即合,除了现实上的考虑之外,主要的也是受着这股寂寞之感的驱使。大家都心照不宣,写给父母的信中,总说自己平安健康,从来不提心情上的事,以免双亲远念。    
    我留美也有八年了,但至今越想越糊涂,对人生大事就是看不开,也许是因为我的个性一向固执。八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世俗,有时候忍不住了,还发出几声无用的怒吼,在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我变成了一个“怪物”,就是因为我不能随俗。八年前,我迷迷糊糊地到美国来留学,已经是随俗了,想来想去,我的一生虽然很平凡——而且,照父亲所说,平凡也是人生的一种美德——但总不能这么随波逐流下去。这不是一个做大事或做大官的时代,也许有人可以求得大学问,我自觉才浅识薄,只能从自己的立身行事做起,人生本不过六七十年,对于人生的大事——譬如结婚,我绝不妥协。对我来说,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婚姻必须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这当然也是老生常谈,你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感情至上”的信徒?当然,“五四”时代的那种盲目的爱情崇拜也已过时了,这一代的青年更世故,所以我不反对男女经由父母介绍先交个朋友,但在这个世故的“非浪漫”时代,感情必须要有时间的培养,也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们的美满婚姻使我得到一个启示:忍让虽然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没有感情的基础,夫妇“相敬如宾”的设想也是虚伪的。你们当年的“五四”精神,仍然有值得效法之处,我愿意继承你们的余绪,在茫茫人海中寻求我一生中的感情伴侣,找得到,是我的幸福;找不到,是我的命运。    
    儿不孝,虽早已过了“三十而立”之年,却依然“无后”,此次又辜负了你们的盛意,错过了一次良机,真不胜惶恐歉疚之至。这封信也是信笔道来,随想随写,如有冒犯不恭之处,尚请原谅。暑期归国在即,八年一别,又能和你们重聚,心情非常兴奋。匆匆草此,语无伦次。    
    敬祝    
    快乐!    
    不孝子上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1)

    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    
    我于1970年8月抵达香港,担任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讲师职位,一年来见识颇多,感触也不少。几经考虑之后,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与同事和同学共享,也应该让香港关心中文大学的纳税人对中文大学有一点“非官方”的认识。我的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的,也是片面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一、对中大几种制度的批评    
    我旅美八年,所学及所教的是历史;记得在去年年初,获悉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愿意资助一位讲师到中文大学执教两年,我当时一方面对美国有所厌倦,另一方面“中文大学”这个名称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决定争取这个机会。我当时对中文大学一无所知,然而“中文大学”这个名称使我直觉地认为它是为中国人而创办的,使用的是中文,当然也一定会注重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在来港以前,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期望,甚至也略带一点身为华人的骄傲。记得有许多美国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到香港大学去教书?”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香港还有一所中文大学。”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向往,是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一个心理现象,之前在崇基任教的刘绍铭博士也有这种感觉,甚至还写了一本书:《与良心的对白》。我也三番五次地接读他的来信,他在信中每每都会劝我回到中国人的圈子里来服务。读完了他的书和信,我甚至觉得留在美国是一种“罪恶”,所以我回来至少也可以在“良心”上赎一点罪。    
    到了香港之后,我才知道这种心理并不一定是合理的。来香港之前,我脑海中对于中大的幻想,是依据“五四”时代的北大、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傅斯年时期的台大和钱穆时代的新亚而形成的,总觉得一个新大学创业唯艰,全校师生会上下一心,含辛茹苦,在一个大目标、大理想之下共同奋斗。来到香港之后,才发觉中大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我至今在中大任教已近一年半,却始终体会不到中大有什么精神或理想,除了“中西文化交流”等大口号和一幢幢的新大楼之外,中大似乎只是马料水山顶的一个大“官僚机构”(bureaucracy),拥有一大堆资金,发布一大堆——往往用英文的——公文,做了不少“公共关系”的宣传工作,而其本身的制度和章程仍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现在仅把个人所认识的几种制度介绍于下。    
    中文大学是在香港政府授命下成立的,当时的港督是当然校长,所以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也直接影响到中文大学。譬如教员中有所谓“外来”(overseas)和“本地”(local)两种待遇。我虽然是外来的,因为拿的不是美国护照,所以仍属“本地”人。“外来”的教员一定有房子住,或有房租津贴,“本地”人不一定有;“外来”人每两三年可以携家带眷回国休假三四个月,旅费由学校负担,“本地”人不可以。“外来”人之所以享受特殊待遇,据说有两个原因:一、“外来”人多属资深饱学之士,不特别优待,就请不来。二、“外来”人身处“异邦”,水土不服,风俗习惯不同,花费也多,所以要享受特别待遇。这两种说法,我认为都不能成立,后者或能适用于19世纪的香港,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的“西化”程度,是可使外来西人生活得舒舒服服的。至于第一种说法,可以说是对海外中国学者的一大侮辱,似乎中国人就没有“够格”的人士,也不必用重金礼聘。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本地”人当然更禁不住要问一句:“外来的洋学者到底是什么名人?我有哪一点比不上他?”    
    在“中文”大学体验到这种“中”“外”待遇的不平等,对我来说,是心理上的一大打击。然而崇基校方待我极好,甚至特别为我安排住处,感激之余,却更加深了我的罪恶感。同事中有不少学识和资历都比我好的“本地”人士,至今仍然分不到房子住,我岂不是成了“不中不外”的特权阶级?我并不排外,不过仅希望中外平等而已。港大有其殖民地制度的背景,外籍教员多,中外不平等是历史所造成的;中大初创,应该是风气一新,没有因袭的坏制度,然而中大的不平等,尚不止此。    
    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是教职员中的“等级”制度。教员分四等: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助教。教授高高在上,为大学职,地位高于三院教员之上,因此可以不理或推翻系会的决定,而且,教授教课与否,并无严格的限制;助教则“屈居”人下,除了教课之外,有时也兼理行政,工作繁忙,但薪水甚少,女助教薪水尤少。由助教升到教授,难如登天,而升级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既不重著作,也不重教学,年资似乎成了唯一的条件。职员方面,“阶级”的差距更大,大学部的高级秘书及主管,据闻可以领教授衔,拿教授的薪水,换言之,地位要在讲师和高级讲师之上。这种制度用于大公司则可,用于大学则未免过分。构成一个教育学府的主要因素是学生和教师,行政人员应该是服务人员,而不是官僚。等级制度的副产品往往就是官僚作风,而官僚作风过甚的话,中大只能变成“学店”,而不是“学校”。    
    由于“官僚”作风的影响,中大与三院、上层与下层之间就有很多隔阂,工作上的联系也大成问题。每年开学初的几个礼拜总是一团糟,就是因为“院际课程”与“院内课程”的上课时间无法协调。师生为了上“院际课程”,必须奔波于港九和新界之间,浪费许多时间,加上学生每人选课不同,时间上冲突更多。我有一门“院内课程”就被迫改到每周二晚间和周六中午上课。三院教师与校本部诸官员之间隔阂更深,我身为低级讲师,地位极低,与山上各主管几乎从来就没有见过面。最近“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据说是为教员研究学术而设,我学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教的也涉及中国史,却从来没有收到有关这个研究所任何计划的通知,大概又是我地位太低的关系。    
    我与中大校长(即名义上的副校长)只见过一次面。去年年底时,收到李校长的一封信,邀请三院历史系讲师到范克廉楼谈话,以便听取我们的意见。我接到信后,当然受宠若惊,所以就满怀热望,乘兴而去。在范克廉楼会议室坐了将近两小时,才发现自己是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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