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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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的精神，是一个心境上的变迁，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我的论文所讨论的是前者，对于后者，却至今无人研究。一般描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小说，都未能勾画出一个全貌，钱锺书的《围城》是一本名著，却以讽刺为主；巴金的几本小说，有的是以抗战为题材的（如《寒夜》、《第四病室》），但也未能令人满意，甚至大陆出版的《青春之歌》（杨沫著），读来也觉得幼稚得很；林语堂以英文写成的《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全书的后半部描写过抗战，但道家意味太浓；鹿桥的《未央歌》，也是象征多于写实。总之，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巨幅小说，至今尚待人写。
父亲的《虎口余生录》当然不是文学巨著，但有心人仍不难看到一些历史和文学的痕迹。即以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五四西潮”的例子。父亲在大学时代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奥国教授学指挥，更喜欢阅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一个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爱好，最后所有藏书丢尽，身边所带的唯一的书，却是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我后来进外文系，可能也是“家学渊源”吧。
父亲虽是相当西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在乡下“傻瓜”面前弹“洋琴”时，颇有委屈之感，但是他仍然是在中国的土壤中长大的，不论他如何西化，毕竟还是中国人，而且对于中国的人民也抱有广大的同情心，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色。“五四”时期，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集中在东部的大都市里，几乎与“中原”乡下的农民脱了节，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全民奋起，知识分子走到乡下，走入民间，也沾染了农民的泥土气息，所以，在日记末尾，又逃回城市的时候，反而觉得格格不入了。父亲身历“都市”与“农村”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有都市的西化气质，一方面又有乡村的传统淳朴的风格，这是我做儿子最羡慕的一种“中西合璧”。
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所谓“西化”早已不“时髦”了，但父亲日记中浓厚的“乡土”气息是我颇为向往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全家能够重回师岗，再作一次历史性的“旧地重游”。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1）
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
父母亲大人膝下：
承蒙你们向我介绍女友，不胜感激之至。我虽与她素昧平生，但她既然是父亲同事的女公子，人品必然不差。儿不孝，几经思虑之后，甘冒大不韪，拟谢绝这一门“亲事”。因恐引起你们的误会，特写这一封信作个解释。
婚姻乃人生之大事，岂可等闲视之？你们为我焦虑，使我铭感五衷。中国旧时婚姻一向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求门当户对，早生贵子。然而，此种婚姻制度在“五四”时代——也就是你们的时代——在一片“反封建、反传统”的呼声中被推翻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当时的“摩登”青年——特别是“女权运动”者——所争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你们当年何尝不是为爱情而赴汤蹈火，奋而反抗家庭的束缚？幸而你们胜利了，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当年最早以自由恋爱方式而结婚的佳偶中的一对。如今，时过境迁，你们却为我这个宝贝儿子做起媒来了，岂非“历史”的一大讽刺？
当然，话不能这么讲。我这个书呆子一向只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从未顾及到台湾社会近年来的风气。留学生在外，不论男女，都是每天为学业而劳碌，没有闲情谈什么恋爱，一旦学业有成后，顺天应人，当然有成家之想。于是由在台的父母撮合，让一对陌生男女先由通信方式认识，然后再约期晤面，订定佳期，在国外行大礼，而由男女双方家长在国内登报、请客。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儿并非不知，想你们也是受亲友的怂恿、街坊邻里的激励，才出此“上”策，原是一番好意，儿心领了。当然，另一种最方便妥当的形式，也是你们在近来信中所常提到的，那就是趁留学生返乡省亲之际，由父母或媒人直接介绍认识后，男女双方可以在短期内在台湾成大礼，然后联袂出国，在外国组织小家庭。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美事，特别是“吾家有女初长成”的父母，用这种简便方法钓得在国外镀过“金”的“金龟婿”，可谓真正免出国留学考试而“托福”了。
这些都是社会风气使然，哪一家不受其影响？而且，这种风气并非完全由家长所造成，恐怕大部分留学生对此都颇为热衷。我有一位朋友，去年暑假专程为“娶亲”而回台湾，“省亲”倒在其次。他在台一个多月，几乎是天天大宴，受人款待，相过面的淑女不知凡几，结果，离台时仍然是孤家寡人。后来几个朋友问他为什么不败而归，凭他这一表人才，又是理工科的博士，银行存款也有两三万美金，怎么会找不到太太？据他说，在台每次大宴时，媒人、女方家长，及各亲友皆在，饭还没有吃完就谈嫁娶了，结果是因“金钱”问题意见屡屡不合，未能“成交”。至于其他内情，我当然不得而知。我还认识一个留学生，他回国后大吹大擂，自称是某某权威，有一次在一个商展中看上一位小姐，搭讪后，竟然托媒人说合，两个礼拜之后，就把她娶来了。据说，这位女士本来有一位男朋友，相好已有数年，可惜这位男士没有出过国，于是，这位海外“权威”就靠他这一块镀金招牌娶得了一位如花美妇，而女方家长也深庆得人，还以为是福从天降呢。原来这位“博士”也不过是在美国某速成学校混到一个学位，现在一家公司当小职员，晚间还在一家中国餐馆打杂。
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是去年我从朋友处听来的，当时心中就颇有感触。为什么留学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而且，把婚姻当做买卖，原是“五四”时代的你们所最不齿的一件事，而这一代的留学生却乐此不疲，我认为这是一大悲剧。中国崇洋的风气由来已久，没有这种炽烈的风气，留学生中的败类也不会在国内招摇撞骗。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身在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留学生，离乡背井，非但对祖国文化的怀念日增，而且还可能有一种“罪恶感”，返台省亲时的心情应该是一种谦卑的“浪子回头”的心情，在海外沾染的洋味太多，回国后应该洗尽异国的铅华，重新做一个中国人。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只我一个，去年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抱着这种心情回国的，他离国十年，回来以后却大吃一惊，国内的亲友把他捧上了天，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结了婚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就赶快介绍女朋友，终身大事第一，害得他每天接受“疲劳轰炸”，压力重重。又听说他在外国某知名大学任教，于是媒人纷纷找上门来，使得他啼笑皆非。
父母亲为子女的幸福着想，想尽量促成子女的终身大事，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往往感到：中国的父母只管催促子女结婚，却很少为子女考虑结婚以后的问题。家长们也许认为只要男女双方身体健康，品貌端正，而且家世清白，就让小两口步上婚姻之途，对于二人性情和感情上的问题，却不大关心，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两人处久了终会适应的；当然，有些人又可冠冕堂皇地加上一句：中国人有容忍的美德，不像美国人一样一天到晚闹离婚。这种想法，本是中国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在中国的环境中也许可以行得通，但是在异国他乡，中国人为这种“美德”所付出的代价可太大了。我有一位朋友，几年前回国，凭媒妁之言娶得一位名门闺秀，不料到了美国以后，这位新夫人每天晚上打牌，害得他下班以后还要煮饭、带孩子，他的母亲关心子女，特地到美国去看他们夫妇，却被儿媳妇撵出门来。
类似这种情形的例子恐怕还不少。我们身为局外人，当然不能责备任何一方。我总觉得：台湾在近年来日渐繁华，一般中等家庭的子女生活得很舒服，甚至于娇生惯养，一旦进入另一个不同的社会，一切靠自己，没有父母亲在背后撑腰，顿时会有一种由天堂进入地狱的感觉，这是每一位留学生所免不了的考验。新婚的夫妇当然更难上加难，在这个所谓世界“熔炉”的美国，自己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除了语言及生活上的小节以外，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本性。一向自私的人可能更自私，上例中那位只顾打牌而不理家事的太太，可能也在自私地逃避这个世界，在一个不该享受的关头，她偏偏更要企求一己的享受；做丈夫的可能更要为事业忙碌，美国的工商界和学界是一片“物竞生存”的丛林，如果不努力，必遭“优胜劣汰”的命运，这种职业上的生存竞争往往会使人只顾名利，唯金钱或地位是图，生活上的乐趣都看淡了。一位才从台湾来的小姐，如果嫁给一位旅美稍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位新婚丈夫不解风情，苦熬几年以后，她可能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燃起内心的火焰，因而造成夫妻感情上的巨波。在於梨华的小说中，这是一个颇为常见的题材。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2）
子女在外国成家，经过最初几年的磨难以后，生活上可以适应了，但接下来却得面对另一个问题：与在台湾的父母间的隔阂。时过境迁的结果是不少中国留学生沾了一些美国的习气或西方的价值观念。有些家长不远千里到美国去探亲，却被迫缴房租，子女们每天如有定时的工作，可能更无暇顾及父母初到异国的适应问题，甚至会感到父母的来访是一种困扰，使自己在外国朋友面前出洋相。据说，有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开“party”，为了颜面关系，把刚从台湾来的老人家引到后屋，不准出来见客。
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是一个大问题。20世纪中国的命途多舛，连年战乱已经使得不少家庭妻离子散——有的人在大陆，有的人在台湾——近年来台湾的留学狂潮更使得这种家庭分裂的现象变本加厉，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也更加深了太平洋两岸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你们这一代的老人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子女在外国？其中又有多少人可以与子女保持密切的联系，毫
无感情的隔膜？在这个“非常”的时代谈“孝道”，实在是一件难事。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刚在苦拼博士考试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几经考虑之下，决定暂时不回国奔丧，待考完再说。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但是，时代变了，20世纪的现实使得不少留学生——包括我在内——不能尽到孝心，更有的人六亲不认，早已把孝道抛于九霄云外。有的社会学家说，这是工业社会中的必然现象、“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中外皆同，无可厚非，然而，我有时仍然会对这个大规模的“伦理悲剧”而怆然泪下。
当然，我相信这一代的留学生中，大多数对父母还是有感情的，近来回乡省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