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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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什么是“西化”（2）
以上所举的几个琐碎的例子，只不过表示“西方文化”已不尽由英美所主宰，其他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文化艺术上也有长足的进展，所以我最近提出“全球文化”这个概念，一方面鼓励自己，一方面也鼓励有心的中国读者对于这一个世界作更深入的了解。
也许有人说：我身在海外，深受西潮影响，所以才提出这种变相西化的说法。我应该重申一点：所谓“化”，虽有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意义，但并不表示自己在言行上“化”为西方人。近世纪的中国人——自宋朝以来——往往有一种文化自大感，总以为中国文化唯我独尊，如果接受他国文化，就是卖国，我觉得这是中国逐渐失去自信力的看法。盛唐时的中国“胡化”得很厉害，但这才是真正有自信的泱泱大国，而唐朝时的华人也没有变成胡人。又有人说：以目前情况来说，西方各国国力太盛，如“西化”必受其统治。我觉得这更是肤浅的看法，所谓西方各国，其“物质文明”的兴盛并不一定和其文化成正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西方各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早已逐渐扬弃狭义的本国文化至上的看法（今日世界各国之中，这种看法恐怕在中国最盛，加上把“国家民族”的大帽子一戴，文化自大主义就变成了狭隘的“沙文主义”），而尽量吸收他国文化——特别是东方各国的文化。在这一方面，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可观，我们再不能坐井观天了。
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有人说是混一碗饭吃，骗骗洋人而已，我认为这也是自相轻视的看法。且不谈在美国研究中国的环境，仅就海外中国人这个立场而言，就有许多事可做，以前往往有人说了大话而不做，我的态度是做了而不说，即使非说不可，也不必说大话，以后在历史上自有交代。不过，有一种海外中国人的共通心态是应该一提的：正好像中国台湾的少年棒球队在美国屡战屡胜一样（从来没有人说棒球不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希望中国在文学、艺术上也可以派出“少年棒球队”来，不只是“宣扬国粹”，而是用世界共通的语言——如音乐、绘画、建筑——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我个人是一个交响乐迷，看到一个日本人（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一个印度人祖宾·梅塔（ZubinMehta）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就恨不得有一个中国的指挥家去华人很多的旧金山指挥当地的交响乐团，也许有人说，这是“西化”后的妄想，但是当中国的纺织品在美国畅销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西化”？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全心致力于为中国文学在西方——在全球——争应有的地位，至于穿什么料子的衬衫，倒无所谓。
我本不拟再多写关于西方的东西，而希望多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此次回国后，听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说：他的学生一般只听国乐、只谈民俗音乐（当然也有人喜欢“靡靡之音”），而不喜西洋古典音乐，遂又引起我唱“反调”的“勇气”来。
诚然，在这个环境下爱国家、爱民族是应该的，但我觉得狭隘的“爱国”往往会招致思想上的“闭关自守”，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才写出这篇短文。我也无意重作“西化”的论战，仅愿将个人的意见提出来，供有心者参考。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1）
多年追求的恋人
——我的文学因缘
我这上半生和文学的“因缘”几乎全是被动的。
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的时候，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的兴趣都是文学和创作，所以才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今年已经创刊二十年了）。而我当时的兴趣却是外语和外交，对于文学创作完全是外行，所以在《现代文学》初创的时候，我也只好被动地扮演“摇旗呐喊”的角色，此外，只不过翻译了几篇文章而已。
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逐渐对西洋戏剧发生兴趣。但这也多半是被动的，是由于我对电影的热爱发狂所致，也就多看了几本奥尼尔和斯特林堡的剧作选，然后在脑子里胡思乱想——如何用电影的手法把这些舞台剧表现出来！与其说我喜欢戏剧文学，不如说我喜欢电影艺术来得恰当！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妄想”：一是到好莱坞去学电影导演，一是到维也纳去学指挥。既然是妄想，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只好“姑妄想之”。另一方面则“现实”地向美国几所大学申请奖学金，至于应该专修哪个科目，则也采取“被动”的方法：向不同的学校申请不同科系——譬如新闻、外交、历史、视听广播，还有戏剧——然后听天由命，哪个学校给我奖学金，我就念哪个科目。结果我“不幸”被两个学校选中了：一是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主修广播电视；一是芝加哥大学——主修国际关系。我两相权衡之后，决定去芝大，因为奖学金比伊大多了几百块美金。
我没有申请读文学，原因很简单：怕拿不到奖学金。后来我从好友刘绍铭的信中得知，他在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读文学时备受“吃马铃薯”之苦，所以就毅然决定此生绝不学文学了。
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一年，我对于国际政治课程感到索然无味，因为当时“国际关系”的研究很流行所谓“游戏理论”的方法，即把各国军力的比较和国与国的关系当做一种比赛游戏，所有与人文有关的因素全然不顾。我苦读了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毕竟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于没有人情味和道义感的外交深恶痛绝，所以就毅然作了一个决定：此生要与外交绝缘。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2）
既然不攻外交，对于今后在学业上何去何从，我顿时陷入一个“存在”的深渊里，那一年暑假我整天念萨特、加缪，为了自己的“存在”意义焦虑。晚上则常常去城里的一个电影院看欧洲的片子，几乎把所有英格玛·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特吕福和戈达尔的作品都看完了，于是，对于电影的“妄想”又汹涌起来。我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希望能到该校去学电影；怕梦想会落空，又写了一封信到印第安纳大学申请念戏剧（当时仍觉得两者是相通的，不过戏剧较电影学术味略浓而已）。结果加大的回信是没有奖学金，而且需要补修学分才能录取，而印大则根本没有回音，倒是印大东亚系的柳无忌先生好心地回我一封信，劝我改学比较文学（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竟然到印大任教，而且接替的正是柳先生退休后的职位），他并且举刘绍铭为例。我既然怕“吃马铃薯”，早已决定弃“文”而从“政”，所以也没有接受柳先生的好意。不过，印大戏剧系我早在台大时就曾申请过，此次仍然没有音讯，后来才查出来他们竟然把入学许可信寄丢了，我因此也“被动地”没有学戏剧。
我在芝大一年后的心情，真有点像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所描述的，只是自己当时穷得无钱买酒，也没有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自杀。于是，在穷途末路之时终于穷极而生智，大胆地申请到哈佛大学去念中国史。我当时对中国史毫无兴趣，但在台大时曾申请过哈佛，也竟蒙录取，只是没有奖学金而已，我此次在芝大重新申请，由于芝大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的推荐，竟然得到哈佛的全部奖学金。（钱先生是我的“汉学”启蒙老师，我曾选过他的两门课，获益匪浅，至今难忘钱先生教诲之恩。）
我因而糊里糊涂地进了这个首屈一指的“常春藤”学府。
我在哈佛那几年的心路历程，在《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记得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一知半解之中，他逐渐对过去的文化产生一种好奇心，像哥伦布又发现了一次新大陆，这片新大陆，却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国土，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几年中国史，对学术界毫无贡献，却逐渐地发现了他自己。
这篇文章初写于1968年7月。当时我在英国的康桥找寻关于徐志摩的资料，以便写作论文中的一章（关于徐志摩的研究，梁佳萝教授所下功夫最深，我自叹弗如）。不过我游欧的目的则是找寻“灵感”，这简直是文人的作风，根本不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生所应有的治学态度。所以，论文还没有写完，却写出了几篇游记，寄给哈佛的同学谢文孙，经他介绍在《大学杂志》发表，这几篇文章后来就成了《西潮的彼岸》一书的前身。我本拟多写几篇，集成一本游记出版，不料《大学杂志》的一位编辑却未经同意，就把我的两三篇游记和马森先生在该杂志所发表的几篇巴黎素描合并结集成书，而且竟然把“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作为书名，不伦不类，使我心中对这位“飞扬”先生（马森的笔名）颇感歉疚。十年后我终于在温哥华见到马森，颇有“相逢恨晚”之感，两人对于这本怪书当然也一笑置之。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3）
我虽然因为这几篇游记式的“非小说”和文学写作开始续了缘（其中有一篇《希腊游记》因为写得太坏，在谢文孙力劝之下没有投稿，真是大幸，现在稿子当然早已遗失了），但是自己的本行却是历史，教的课也以中国史为主。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几个浪漫作家，应属文学的题材，但基本的写法仍是历史式的，我喜欢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而且至今还有“历史癖”，但为什么却选了一个文学的题目作博士论文？这个原因，在谈徐志摩的那篇游记文章中已解释过了。我所谓的“亲身体验论”——写上一代的智识之士，也附带写自己——虽然与一般关于近现代史的论文不同，然而现在看来，我在这本论文中的“自我发现”还是不够：我只想写一部有文学味道的历史，却没有料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历史的材料中摸索到文学的领域中来了。
在我认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几位好友也逐渐地对我施加了不少“压力”，譬如我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年历史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刘绍铭就开始发动攻势，重印我们早期合作的电影文章，呼吁我回到中国人的地方，为中国人做点事；叶维廉送了我不少本他自己写的书，记得在其中一本的封面上他题了一行赠言：“送给欧梵——欢迎你回到文学的领域来！”（后来我差一点成为叶维廉在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这一类的“迷魂之音”，真像尤利西斯所听到的“Sirens”，我没有尤利西斯的能耐，所以愈听愈迷，最后终于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任历史系讲师，却不甘寂寞，在新亚学院兼设了一门现代中国文学的课，对于历史和文学，开始发生学术上和职业上的“认同危机”。
从香港回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了四年书，也是主授历史，兼教文学，而我的职位也是历史系和东亚系合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