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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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30日于大连旅次
总 序初版自序
初版自序
这个“选集”，不能算是一本书，只不过收集了我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又从两本已出版的文集中抽出了几篇旧作，又加上一篇访谈，勉强拼凑而成。
我虽在美国学术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这本集子也不能称为“学术著作”（虽然有些文句难免沾染上一点“学究气”），因为我的研究工作不足，论点也不够严谨。
如果套用“杂文”这个名词把它归类的话，又觉得对我所崇拜的鲁迅先生有点不敬。所以，这个集子在形式上实在是相当不成体统的。
不过，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倒自有其一致性，反映出我近年来所关心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国特别是大陆的当代文学；世界特别是东欧与南美的文学。而这两个主题，在我的心目中往往是互相融会的，并且后者对于前者更具有启发性。
从内容上的这两大前提来看，我倒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二道贩子”（这是一位大陆作家赐给我的一顶“帽子”，我反而引以为荣）：我虽然只对美国学生“贩卖”中国文学，然而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倒是不分中外，甚至于把我所心慕的两种外国文学——南美的和东欧的——强加在中国文学作品上，这是我故弄的“玄虚”。至于我这种贩法是否有价值，或能否行得通，我非常热切地期待读者的意见和批评（但请仍以这些“作品”为主，不必对“作者”作人身攻击
二十多年来身在海外，由于环境的影响，我始终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甚至变成了一个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在经过一番“认同危机”之后，终于感到还是应该面对现实，直“认”不讳；就个人的心态和今后的取向来说，我觉得也不必在这个文化的夹缝里自哀自怜了，而应该更肯定自己的“边缘人”的地位，向中国文学的“内陆”做点积极的批判工作，也许由此可以有所建树，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提供一些文学和思想上的灵感，那么，这本集子也就不浪费篇幅或读者的宝贵时间了。
这本集子定名为“中西文学的徊想”，也许在中文用词和语法上不太恰当，然而我的一个知心朋友却觉得颇有意义：事实上，我的种种想法，都是自己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而辗转“徊溯”的产物。
虽然有“徊想”，但目前并不能成定论，这当然和我目前的心绪有关：我虽已人到中年，但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不惑”之境，思潮仍然起伏不定，看问题的观点当然更不能统一，且随着自己的阅历变异。我自认为是一个“开放型”的人，所以更时时督促自己吸收新知，广征不同的意见，以便修正自己的思想。
我这种“徊想”式的心路历程，注定是曲折迂回的，也不一定有始有终，甚至这篇序言，也不能算是什么“开章明义”之作。我今后还会断断续续地写下去。
依照序言的惯例，我在此先向所有关心、爱护和批评我的朋友致以诚恳的谢意。
1985年7月23日于衣阿华城
总 序前 言
序言
《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是我最早出版的两本杂文集：《西潮的彼岸》于1975年在台湾初版（我手头存有的一本则是1982年第九次印刷的）；《浪漫之余》出版于1980年。现在竟然有机会将二书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在大陆出新版，真是我始料未及。
现在再翻看这两本三十年前写的旧书，真可谓是“明日黄花”了。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名文《腊叶》，如果我的写作生涯是一本书的话，这两本小书也就是我的人生“大书”中夹着的两片腊叶，虽然表面看来早已枯萎，但其中所包含的却是一股年轻时代的清新热情。
也记不清这股热情是如何引发的，可能是源于最早的一段异国恋史，在经历过程中有感而发。当时台湾的一本杂志《大学生活》委托在哈佛的老同学谢文孙向我约稿，我适在英国剑桥找寻关于徐志摩的资料来写作论文的一部分，遂写下这第一篇文章《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用“奥非欧”的笔名发表；自称为“非小说”，乃故意衍用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文类“nonfiction”，将之改头换面，作为一种“自传”的形式。该杂志的编者还特别加上按语，说：“作者饱受西洋洗礼，尤其是欧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在文章中能极勇敢地面对真实，作赤裸裸的自白。”并附以“心路历程”的标题（或者这原是我自己定的题目，而“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则是编者所加，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这篇文章和其他两篇——《萨尔茨堡音乐节》和《奥国的飘零》，连同马森（笔名为飞扬）描写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法国社会素描》中的四篇文章——被拼凑成一本书，就以我的文章名为书名。几年后在台湾才认识马森，两人提起此事不禁哑然失笑，素不相识竟然也合写了一本书。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1）
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徐志摩：《再别康桥》
他到达康桥（Cambridge）时正是他来到英国后最炎热的一天；走出火车站，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仍然是骄阳炎炎。他跳上公共汽车，进得城来，一位好心的荷兰女郎指引他到“耶稣道”（JesusLane），靠着旅行指南，他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是英国人叫做B＆B（Bed&Breakfast，供应住宿和早餐）的那类，就这么住下来了。
也许一般“红尘”中人不会相信，他到康桥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徐志摩。他在中学的时候曾经熟读过《再别康桥》，他也记得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所描写的“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在“迷你裙”充斥的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住了两周之后，他天真地要寻觅20年代的康桥情趣。
吃完晚餐，已经9点多钟了，暮色迷蒙之中，他信步闲逛。离餐馆不远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想当年徐志摩来英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三一学院”，做罗素的学生，结果他进了“王家学院”（KingsCollege），做特别生，因为罗素已被“三一学院”开除了。
在“三一学院”的院子里逛了半个钟头。那儿，似乎有一个师生宴会正在举行，不少西服笔挺的教授和学生在院子里散步谈天。在一弯新月的微光中，他把旅行指南拿出来，依稀还看见书中对“三一学院”的介绍：在此毕业的名人包括拜伦、牛顿、培根、怀特海和维特根斯坦。
“王家学院”距离“三一学院”并不远，规模更大。他进门时，迎面便是一座大教堂，教堂顶上的钟刚敲过10点，夜终于降临了。偌大的草地上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阵摇滚乐声，仿佛有一家人正在开舞会。院子的尽头就是“康河”（RiverCam），静极了，在整整一个小时中，只有一只船经过。小桥畔偶尔有一两对情侣在漫步，桥头附近有几头牛卧着，似乎也在酣睡。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2）
这是他离开祖国六年来第一次真正沉醉在大自然的美中。在美国时，他曾去过许多公园，大多是和中国朋友一起去的，开着几辆旧车，浩浩荡荡，抵达目的地后，照例是喝冷饮、打排球，太太们带着儿女在美国政府划定的游乐地区的草地上乱跑。接着是野餐，也是在预先订好的区域内进行。然后，喝着可口可乐，闲谈；单身的男女勉强地找寻话题，借机认识；结了婚的先生太太们哄孩子们午睡……最后是拔营而归，开车回到喧嚣的都市和各人的工作岗位上。一个中国学生很难离群而独来独往，否则你就要被称为怪人；如果你与美国人尤其是异性的美国人常有来往，你就是“走国际路线”的，颇有点“媚外”“和番”的意味。
现在他突然置身于另一个异邦，不认识任何人，也不必扮演任何角色，半夜“失落”在“王家学院”的草地上，找寻“20年代”的灵感，这一切都令他有点难以置信。他何其幸运！
他拿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到英国来闲逛，“找寻灵感”，重踏徐志摩的踪迹。他来英国唯一的正面理由是他的论文。他在外国学中国近现代史，其目的是研究他的上一代——他父母那一代的智识之士，他对这一代中国人的种种经历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深有感触，于是想做点记录。他不会写作，不能像他在台大时的几位同班同学那么有创造力——写诗、写小说，他只能写他的学究派的论文，但他尽可能地“体验”一点历史。在为上一代几个文人写传记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写他的“自传”，否则这一切旅行、体验和经历都会毫无意义，他大可和其他的美国同学一样呆在图书馆里找档案，写洋务运动，写传教士，写中美外交关系。当初他的老板（博士论文导师）也许认为他的这一套“亲身体验论”与众不同，或者更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才支持他申请旅行奖学金。对于他的老板，这仅是一种学术投资；对于他自己，这是一种奢侈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发现”。
作论文当然要找资料，抄在卡片上，或借助复印机一字不漏印下来。他至今也收集了两盒子卡片和一箱影印纸了，但是仍然有一大堆东西留在他的心里，感觉得到，但是写不出来，一旦写出来，恐怕也像二流小说，不是一流论文。在一般历史学家竞相应用社会学、经济学，提倡科学方法的美国学坛，他的这一套有点背道而驰。他所标榜的内心体验方法是基于他是中国人这一个事实的。似乎有某些感觉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外国人在档案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他有足够的资格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吗？
在大学时代他学的是外文，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认为英文是致富的快捷方式，是到天堂的垫脚石。他天天背单词，啃文法，为的是将来到美国留学。至于抵美后学什么，他从来没有仔细地思索过。于是他迷迷糊糊地到了美国，初学国际关系，不久就觉得与他的性情不合，念不下去，遂转而念中国史，其实也只是为了容易拿到奖学金。虽然奖学金是拿到了，但是他越念越感到内心的恐慌。他从来没有认真地念过古文，儿时的家庭教育所灌输给他的是希腊神话、西洋音乐和文学，而不是四书五经，或《左传》《史记》。他在课余念过大仲马的《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却从来没有小心背过《唐诗三百首》，或熟读过《红楼梦》。他喜欢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马勒，喜欢看美国和欧洲电影，对国乐、平剧、围棋毫无兴趣。在外表和内心里，他似乎是“全盘西化”了！
直到在外国念了几年中国史后，他才感到“事态严重”。他势必要与外国人接触，但他感觉到他并不是外国人，他的教授和同学也认为他是中国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