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网络杂集电子书 > 西潮的彼岸 >

第15章

西潮的彼岸-第15章

小说: 西潮的彼岸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常常带在身边的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名将巴顿最喜欢看的却是罗马古籍。    
    友朋们在闲谈的时候,往往会谈到对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有人举出老庄或王阳明,也有人推崇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普鲁斯特(Proust)的《追忆逝水年华》(LaRechercheduTempsPerdu)。我也时常思索这个问题,但是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最使我难忘的书并不一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或对我的一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而是我在人生的旅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心中常有不同的感受,于是偶然读到一本书,却把我的这种心情或思绪一语道破,现在回想起来当然令人难忘。因此,我的“心路历程”中的几个阶段可以几本不同的书来代表,正好像别人以不同的城市、学校、职业或爱人作为生命的里程碑一样。    
    几经考虑之后,我想到下列几本书,也许可以作为我十二年留学经验的写照。    
    一、《卡拉马佐夫兄弟》    
    记得在台大外文系读书的时候,曾为《现代文学》翻译过几篇文章,主编白先勇先生有一天拿来两本书,让我选一本作为“稿费”:一本是亨利·詹姆斯的《大使》(TheAmbassadors),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当时两本书都没有读过,就选了一本厚点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可能也是巧合,因为这两本书的风格完全不同,詹姆斯的小说以细腻见称,用笔精巧,把人性描绘得丝丝入微,小说家往往精读詹姆斯的作品,以资借鉴,最近有一位美国学者竟然以《大使》的第一章第一节中的语言为题,写出一篇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相反,他作品中的文字技巧并不见得出色,然而思想深沉,大气磅礴,熔文史哲为一炉,实在是大手笔。名批评家乔治·史丹纳曾经写过一本巨著,比较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名就叫做TolstoyorDostoevsky),所得的结论是二人不分轩轾,各有千秋,都是欧洲19世纪的小说大师。《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所昭示的思想背景,简而言之,可谓有两大传统,一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一是俄国本土博大坚忍的宗教精神,这两种传统交相影响,就形成了19世纪俄国思想史的主潮。19世纪中叶俄国的知识分子中分有两大派——“西化派”(Westernizers)和“斯拉夫派”(Slavophiles)——互相对立,也就是这两大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在留美的第二年。当时心情恍惚,对于自己所念的“国际关系”毫不感兴趣,那时政治学正流行所谓的“游戏理论”(gametheory),即把国际政治视为“儿戏”——就好像一局棋或一场球赛,而完全不顾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或国民心理的不同。我当时于心灰意懒之余,常常看“存在主义”方面的书,然而总觉得不能完全适合自己心理上的需要。1963年秋,我转学哈佛,改念历史,记得刚从芝加哥搬到剑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开学,闲居无事,于是开始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谁知一经接触就不忍释手,花了一个多礼拜一气读完之后,心中顿觉豁朗。这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发现西方思想的世界,同时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冲突和煎熬。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伟大,与这本书相较之下,我以前在大学时代所读的两本大小说——《飘》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直如同废纸,毫无思想价值。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四个兄弟,各成一型。我当时最同情的是伊凡,伊凡是西方理性思想的化身,他深思熟虑,受尽心灵上的痛苦。他对弟弟阿辽沙所讲的一个故事——《大审判官》(TheGrandInquisitor)——已经成为西方文学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个故事里,大审判官假冒上帝之名使他治下的信徒丰衣足食,然而却笃信一套虚假的“真理”,即使耶稣自己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在大审判官的挑战之下无法制造奇迹,使人民不受灾难。最后,耶稣终于俯身亲吻大审判官的手,然后默默而去。据说,英国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大审判官的做法完全是对的,然而,我认为伊凡的用心适得其反,一个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往往会遭遇许多人道的矛盾:大审判官蒙骗人民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和幸福着想;而使无知的群众懂得“真理”以后,可能会使他们更受罪,那么,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为群众服务?他所追求的“真理”可能对别人无利,而且有害;如果他为了众人的福利而蒙蔽自己的良心,那么,他个人的生命意义又何在?我当时同情伊凡,因为我觉得他是反对大审判官的,但是,他自己又提不出一套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在受罪,我也因心有所感而随着他受罪。记得伊凡在书中说过一句话: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无辜的婴儿受刀俎,他就永远不能相信人类的进步。这种基于人道的理性精神当时使我感动万分,但是使我惑然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伊凡故事中的耶稣要亲吻大审判官的手?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另一个重要的“吻”,是发生在伊凡的哥哥德米特里和苏西玛神父会见的时候。德米特里雷霆万钧,浑身是胆,赌钱可以一掷千金而面不改色,恋爱时也如狂风暴雨,然而,苏西玛神父——这个俄国宗教的长者——竟然卑躬屈膝,匍匐在地上吻德米特里的脚。我读到此处,又惑然不解,这一吻的意义何在?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德米特里的行为,认为他除了充满活力以外,别无他能,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现在想起来,这恰是苏西玛神父亲吻他的原因之一,这位大智大慧的神父早已看准了这个人的潜能和他的异禀,德米特里所代表的,是俄国人最野蛮,也是最崇高的一面。)我当时不同情德米特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知识,不是知识分子,不知道精神上的受罪是何物,一个血肉之躯的所作所为毕竟没有思想上的价值。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当时正在拼命地吸收西方知识,唯觉知识才可以永恒,其他都在其次,人生的意义在于思想,人生的苦难也在于思想。伊凡的心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初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伊凡所代表的西方理性思想的另一面——一种无所不至其极的理性,一种因为“推理”而与人道分离的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书,是一个杀父的故事,弗洛伊德曾以此为例来推敲陀氏自己对父亲的罪恶感,这一个心理的层次,我当时并没有顾及到,心里只在推敲故事里的父亲是不是德米特里所杀的。书中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戏,是法庭上两个律师的对垒,一方证据确凿,另一方——被告律师——却以推理和怀疑的方法推断出证据不能确立。这一场辩论完全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来做推理的游戏,儿子杀父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在律师的眼里,也不过是理性游戏的题目而已。我当时只顾推敲证词,对于被告律师的滔滔雄辩颇为心折,却没有心情来分析弑父的动机或人性与伦理上的矛盾。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2)

    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知道,父亲是被他们的一个白痴的兄弟所杀的,但真正犯罪的人却是伊凡,他教唆白痴,自己也没有阻挡白痴的行为,这种严重的犯罪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19世纪后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本有一种对社会、对人民的罪疚感,总觉得自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广大的俄国民众却在受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上了一层更深沉的宗教上的犯罪感,陀氏本人的思想是比较倾向“斯拉夫派”的,他认为俄国民族的灵魂非任何西方理性主义能窥其全貌,而且理性的极致有时候更会引人犯下滔天大罪,所以,陀氏对于当时的一些唯“理性”是瞻的所谓“虚无分子”更深恶痛绝。俄国的“虚无主义”(nihilism)与中国人平常所谓的“虚无”不同,它不是“玄之又玄”,而是怀疑一切非“科学”可以证实的东西,因此可以假科学、理性或革命之名,只求功效,不计手段。陀氏在《魔鬼》(TheDevils,一译ThePossessed)中根据真人实事,把一个虚无派的恐怖分子的心灵写得撼人心魄,较《罪与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个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我当时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不同文化的立场去研究西方文化的思想背景?俄国位居东、西文化之间,彼得大帝提倡全盘西化以后,欧洲文化与俄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发生过一连串的剧烈冲突,这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有相似之处。所以,我当时对伊凡内心所受的磨难,非但同情,而且敬佩万分,无论他如何有罪,我早已赦免了他;更因为受了伊凡的影响,我遂决定攻读俄国近代史,以便与我主修的中国近代史作比较研究。一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竟使我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然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真正主角不是伊凡,而是最小的兄弟阿辽沙。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拟写一套堂堂巨幅的小说,以阿辽沙的一生为经、俄国思想文化为纬,《卡拉马佐夫兄弟》只不过是其中的第一部,可惜陀氏在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不久就撒手去世了,未能完成毕生的宏愿。因此,阿辽沙的故事只到他随苏西玛神父修道为止,全书结束于阿辽沙的“修成下山”,在一群孩童的欢呼声中去济世救人。阿辽沙的修炼成长经验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幕后的主题,阿辽沙显然是一个耶稣型的人物,如果他长大的话,可能与陀氏的另一部小说《白痴》(TheIdiot)中的主人翁相似。塑造一个“圣徒”的典型一直是陀氏生前梦寐以求的事,这在最近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陀氏创作笔记(瓦修列克〔EdwardWasiolek〕主编)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这种宗教上的圣徒当时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所向往的反而是罪人——像伊凡一样的“精神罪人”。也许,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已经产生了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犯罪感”,当时只不过一味追求西方文化,无暇自知自省罢了。    
    二、爱理生的《童年与社会》    
    我久闻爱理生(ErikH。Erikson)的大名,但是研读爱理生的作品还是在哈佛念了几年中国历史以后的事。从西方汉学家的著作里看中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抽象”意味,西方学者重分析、重模式,然而对于史料的把握往往不足。我埋首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堆里有三四年之久,一天,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矛盾感觉:英文的二手资料使我在西潮的熏陶下重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中国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是从西人的眼中、西人著述的英文词汇里得到的,我怎么能重新体会中国古人的心灵?然而,翻开中文的史料,是新鲜的,也是陌生的,正好像外国人初念中文一样!于是我恍然大悟,自己的思想已经太过西化了,“五四”反传统的余绪、西潮的冲击已经使我与中国文化的本体脱了节。既不能背四书五经,又不会写诗词歌赋,我如何才能在这个“新大陆”中重新发现自我,再做一个“中国人”?就在这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