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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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囊坏闫俊 �
由大阪到京都，也是中国朋友的建议，京都毕竟是古城，而且又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据说京都和奈良初建时，都是特意仿照唐朝的长安。于是，我就在京都住了下来。
我住在一位美国朋友的家里。这位美国朋友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能说一口漂亮的国语，有一个中文名字，姓梅，而且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
我造访时，女主人刚好回娘家，所以没有见到。一幢日本旧式的大房子，只有这位梅先生和另外一位研究日本政治的美国学生合住，我来了，刚好凑够三个“光杆”，每天饮酒畅谈，有时反而忘了游览名胜古迹。
这两位美国人在日本已经住了一年多，我当然要问问感受如何。
“一言难尽！”梅先生说，“我的太太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就受不了日本人的偏见回台湾的娘家了。”
“日本人对中国人也有偏见？”
“当然有，而且对于异族通婚的人更有偏见。”
“他们可能误会你太太是日本人，”另外那一位美国人插嘴说，“对日本小姐的印象，我们如果说好，日本男人就会嫉妒，怕我们把他们自己的女人勾引走了；如果说不好，他们又会生气——难道日本小姐没有美国小姐漂亮？”
日本小姐是不是比美国小姐漂亮？我在京都街上找来找去，却没有一个使我神魂颠倒的日本美人。有的小姐面目娇艳，但是小腿太粗；有的小姐身材修长，却染了一头红发或金发；有的像“妖精”。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在黑白电视机上发现不少日本美女，惊叹之余才知道这个电视节目是访问混血儿的。
听说日本人恨美国人，但是百货公司中却到处兜售美国假发，五彩缤纷，无奇不有；电视广告中每五个字就有一个是英文。我在京都住了几天之后，发现自己的日文词汇大增，但是每一个词都是英文的变音，譬如“risu”（rice米）、“jusu”（juice汁）、“beeru”（beer啤酒）、“nisu”（nice好）、“hoteru”（hotel旅馆）、“pinkufilmu”（pinkfilm黄色电影）……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刚刚参观了京都的皇宫，在附近格子形的街头巷尾（大概是仿古代长安的街道）漫步，骄阳炙人，就信步走进一家小吃店，店内冷冷清清的，唱机的喇叭中播放着刺耳的美国流行音乐，几个长发日本青年静静地在喝可口可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就在那一刹那，我发现自己对日本物质文明发展的信心有点动摇了，但仍然尽力抑制自己的偏见。我看看菜单，想叫一个日本菜，胡乱点了一个“omurisu”，心想日本人吃米饭，这个菜一定是日式炒饭。侍者端来，一看却是一盘蛋卷，里面包的是填满了番茄酱的所谓“西班牙饭”，原来“omu”是英文“omelette”的日文简称！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日本游记（2）
自从那天在皇宫附近发现了“omurisu”之后，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吃这种“大众食物”，价廉物美，何乐而不为？而且，我逐渐发现日本人很喜欢吃西餐——特别是意大利“料理”，京都闹市街头的意大利餐馆竟然比“日本料理”还多！
在京都住了一个多礼拜，寺院和神社看得有点厌了。初来时对日本花园的设计非常敬佩，觉得日本人在艺术上另有意境，与中国大不相同。日本的和尚似乎有洁癖，神社的花园内往往禁止游客通行，特别是禅宗寺院内的“流沙花园”，沙地上纹路分明，有如波浪，象征着茫茫人海，但是真正人海中的众生却不得插足，只能穿着寺院内特备的日本拖鞋，走过草丛，在沙园畔作近观，或是赤脚坐在庙内的草席上作远眺。游客一多，室内脚臭味与室外清风互拂，自己的脚汗和使用过同一双拖鞋的前一位游客的脚汗交流，我遂觉得该换换环境了。
由京都坐“特快”——全世界最快的火车——到东京，住了两天，因为旅馆太贵，又没有朋友，只好又从这世界第一大城跑了出来。适逢“全日航”的一架客机与日本“防卫厅”的军刀式战机相撞失事，一百六十余位旅客罹难，报纸的头条标题称之为“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难”！不少人群起声讨，“防卫厅”厅长引咎辞职，再看看报上登载的日本空军武力的数字，我不禁有点惶恐了。“军国主义复兴”，也许并非臆语。
坐火车不到两个钟头就到达了东京富士山畔，先下榻于一家湖滨旅馆。我本来不准备攀登富士山的，但既然来了，在远处又看不见山，而且在旅馆中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精神大振，遂临时决定上山。穿了一双球鞋，买了一个水瓶，挂在背上，就上了公共汽车，开到登山第五站，和成千的日本游客一齐登山。
登富士山有九站，汽车仅能开到第五站，由第五站到第七站可以骑马代步，最后三站则必须步行，一般人清晨起步，五六个小时就可攀登顶峰，赶下山来还可以回到山下的旅馆吃晚饭。我怕自己长时间疏于运动，体力不支，还是慢慢地爬，决定在山顶上住一夜，第二天再下山。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日本游记（3）
富士山号称为日本的“圣山”，旅行指南上说，每一个日本人毕生的愿望之一就是要爬一次富士山，因此，每年七、八月登山季节时，漫山遍野都是“朝圣”的日本人，虽然年轻人居多，中年男女也不少，个个配备齐全。相比之下，我这一身“短装”打扮，不禁相形见绌。起程时日本人爬得快，我爬得慢，步人后“尘”，沾上一身灰。富士山原是一个火山，熔岩硬化以后，灰尘极多，加上由第五站到第七站山路上的马粪，颇有臭气熏天的感觉，第七站以后，虽然马粪逐渐绝迹，但是人们吃剩下来的食物渣滓、饮料罐头或破瓶，以及碎纸废屑等，却逐渐增多。爬累了，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的人渐多，我也坐下来啃面包，却发现自己的手是黑的。到了第八站，我再也爬不动了，就在山上一间小客栈过夜。
这家客栈只是一间木屋，屋内有两层“统舱”式的榻榻米床铺，足可容纳几十人。我看见屋内负责照料的是几个年轻人，而且都会说几句英语，就放心住下了。
吃完了午餐剩下来的干面包，也只是晚上７时左右，天色已暗，山上的寒风吹进门来，冷得有点令人发抖。我原想借一床被子裹在身上，在灯下看小说，向一位青年管理员交涉时，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不准借被子看书，只准领一床被子睡觉，而且管理员的语气是命令式的，我只好息事宁人，忍着心头的怒火到屋里睡觉。然而越怒越无法成眠，睁着眼等到１０点多钟，有一批日本游客进来了，个个年轻力壮。我睡的那个角落，也不过只有两三个床位的面积，却突然挤进了五六条大汉，而对面的床位却空空如也，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家要挤在一起，像军营一样？用英语向管理员询问，讲了不到两句，却被管理员猛喝一声：“Shutup！”（住口！）我怒上加怒，一夜不能安眠，而旁边的几条大汉却是鼾声如雷，到了深夜３时，管理员突然把众人叫醒，游客们在黑暗中整理行装，乱作一团，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受军训时的午夜紧急集合。原来照日本人的规矩，如在山上过夜，第二天一定要看日出，而看日出一定要攀登“圣山”的顶峰，所以这些游客必须提早起床，在清晨５时日出前赶到山顶。
我疲惫不堪，无心随众人上山顶，而且小客栈人去楼空之后，我正可以趁机寻梦，可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管理员又来催了，太阳已升，该起床了。
我从客栈中蹒跚地走出来，山上的冷风仍然有点刺骨。爬了一个多钟头，山顶已经近在眼前，阳光照在黑黝黝的山脊上，却见千千万万个小白点，闪闪发光，我注目细看，原来都是些用完的食物罐头和饮料瓶！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厌恶感。据说富士山是秀丽的，冬天山顶的白雪更给它增添了一层庄严和肃穆，但这些都是我以前在观光照片上得来的印象，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富士山只能远看，不能近观；它的美是表面的神话，而不是内在的含蕴。也许很多年以前火山爆发时，熔岩如潮涌，惊天动地，自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壮烈景象，但如今烈火已熄，熔岩已成灰烬，所能发光的，也只剩下一些“物质文明”的残渣——啤酒和可乐的空瓶、冰冻食物罐、包水果的玻璃纸……
富士山岂不正是今日日本的象征？
我无心再爬，因为我突然感到征服富士山实在毫无意义。在回程中，我知道自己对日本的偏见更深了。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美国的“中国城”（1）
美国的“中国城”
——唐人街随笔
记得十几年前家住新竹的时候，每月必会到台北去“朝圣”一次，星期天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外国电影，吃一两顿小馆子，在书店逛逛或买几本书，然后晚上再乘车回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无形中就充实了不少。到了美国以后，住在距纽约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纽约的“唐人街”却成了我每月朝圣的新“麦加”。每一个月中，我总要抽空去一两次，总在周六或周日，也是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中国电影，吃一两顿中国馆子，到中国书店里逛逛或买几本书，也会觉得生活充实了不少。
唐人街在我生活的边缘，然而也往往会成为我心灵中的重镇。去国已久的中国人，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吃馆子。外国人每逢礼拜天上教堂，中国人则上唐人街。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城”有两个，一在旧金山，一在纽约，每一个“城”里都不只一条街。以前我很喜欢旧金山的中国城，因为它比较干净、漂亮，最近我却爱上了纽约的中国城，因为它更有“中国”味，往往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从纽约地下车道的出口走出来，首先呈现在眼中的中国城是一片零乱：鲜红色的电话亭，五花八门的店铺招牌，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街道旁边的小贩，拥挤的行人，还有那家门面已旧的黄色电影院——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配上不伦不类的中文译名。一个初到纽约的游客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半下流社会”。我初到纽约的时候，朋友带我去逛唐人街，我总觉得不舒服，看到那些年老的华侨那副“不务正业”的样子，更是不顺眼。在馆子里吃饭，我不会用广东话点菜，被迫用英文，看到堂倌那一脸不屑的冷漠表情，真想拔腿就跑，不再受骗了；走到街上，又怕小偷、扒手，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纽约的治安本来就不好，唐人街又在意大利区旁边，我对于意大利“Mafia”（黑社会）的恐惧，也带到“唐人”身上了。
最近几年，我对纽约熟悉多了，而且又去过一次香港，学了一点半调子的广东话，所以在中国馆子里点菜时，信心也增强了，对于“中国城”的恐惧也逐渐消除。而且，近两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