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文字全集-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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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我是留给我自己的，我想问一下郎教授，如果聘请您做总顾问，您会不会接受？
　　　　　　　　郎咸平：我不会。
　　　　　　　　主持人：为什么？
　　　　　　　　郎咸平：因为我不想做。
　　　　　　　　主持人：如果老百姓希望您来做呢？
　　　　　　　　郎咸平：也不会。
　　　　　　　　主持人：为什么呢？
　　　　　　　　郎咸平：因为不想做。我不是好的执行者，只是理念的传播者，今天讲演是谈理念的问题，如果要我做执行的话，肯定不如专职人员做得好。我希望传播这个理念，就是政府的信用多么多么重要！不过，如何加强政府信用，那是做的事情，我只作我能做的事，这是我自认少数的优点之一。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郎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盛宴”，让我们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刚才，郎教授提到不光政府，还有企业都应该是学习型的政府和企业，我们今天跟郎教授学了很多，我再次代表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在座的各位听众向郎教授表示最热烈的感谢！


　　　　　　　　
　　　　　　郎咸平谈三农：放弃财政补贴　将地下金融合法化


　　　　　　　2005…7…17　　　郎咸平

　　　　　　　　　　
　　　　　　国农村逐渐衰退的原因是由于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也就是农民必须用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交换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产品。政府的财政补贴只能有限度的提高农民所得，但不可　

　　　　　　能改变农村交易条件恶化的现实，因此治本之法是农民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但是这个移转不能由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推动，而必须通过金融政策。但是目前政府推行的金融改革将使得三农问题更形恶化，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股份制商业化的改革，只会使得农村有限资金流往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部门，农村资金紧张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因而进一步加重三农问题。我建议政府放弃财政补贴，将农村“地下金融”合法化，通过农信社择优向高利贷公司贴现而控制资金供应，解决三农问题。　


　　　　　　　　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中央财政逐渐向农村倾斜。我国今年将进一步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各方面的投入将增加近300亿元，增长20％。地方财政也将大力增加投入。显见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极度重视。具体的政策可以分为下列四大类。
　　　　　　　　第一，为了减低农民负担，财政部在2004年将全面降低农村税赋。第二，政府也将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今年将在13个粮食生产区全面推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直补资金总额为100亿元，约占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40％。第三，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新增支出要确保主要用于农村。第四，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粮食综合能力建设及扶贫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国债资金的使用要向“三农”倾斜。
　　　　　　　　政府目前采行的措施基本上还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我们可以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分成两类来讨论，例如第一，第二和第四点，表达了中央想利用财政补贴提高农民所得的思维，第三点政府希望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以提高生产力和城市就业率。
　　　　　　　　但这样做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源上进行分析了。
　　　　　　　　交易条件恶化造成城乡差距逐年扩大
　　　　　　　　25年前通过包产到户等等农业改革之后，农民收入持续上升，农村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好景不长，农村经济在昙花一现后逐渐衰败。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对农村的投入不够，也不是农民不好好种地，而是受到了交易条件恶化的限制。
　　　　　　　　我想用一个著名的理论来阐释我的观点。1950年代一位经济学家巴格瓦提（Bhagwati）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悲惨性的成长。他指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交易条件会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而对农业不利，因此农业国家例如新西兰和澳洲会逐渐地走向贫穷。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发展越快，农村和城市间的交易条件就会逐渐恶化，因此农村就会越来越贫穷。
　　　　　　　　我想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何谓交易条件的恶化。25年前，一个农民一年可以生产100包米，但是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在一年可以生产一辆脚踏车。当时农民用10包米就可以换取一辆脚踏车，因此农民还剩下90包米。但是25年以后，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一年可以生产5辆摩托车，但是农民还是一年生产100包米。但是该名农民必需得用90包米才能换一部摩托车，因此农民只剩下10包米。25年以前的城市工人一年创造了价值10包米的脚踏车，但是25年以后的城市工人一年却可以创造5*90　
　　　　　　=　
　　　　　　450包米价值的摩托车。问题的症结就是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太低，而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高，由10包米的价值提高到450包米的价值。因此农民用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来交换附加价值不断提高的工业产品的结果就是造成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因而使得农村越来越贫穷。
　　　　　　　　我们以一些实际数据来说明由于交易条件的恶化而造成农业和工业部门间差距。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80年代的2。5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此外，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增长了2。5％，收入差距比2002年更大。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就是农民消费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1…6月又降到34。9％。这个数据很清楚地说明了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所能换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少。
　　　　　　　　财政补贴杯水车薪
　　　　　　　　目前中央政府决定投入300亿元财政支出以加强农村的建设，但问题就是这些财政支出最多只能将农村生产力由每年每人生产100包米提高到110包米，但是农村的劳工仍然需要用90包米来交换摩托车。换句话说，农村的贫穷不会因为政府财政的大量投入而有显著的改善，我们最多只能说农村劳工交换了摩托车以后，他以前剩下10包米，而现在剩下了20包米，当然20包米是10包米的两倍，看起来好像挺多，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必须用90包米交换工业产品的现实，而这个交易条件的恶化才是农村衰退的主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能生产110包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决不能和一年生产价值450包米的城市工人相比。因此让这么多农民绑在田地里，中国的农民永远没有未来！中央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资力度再大都无法从根本解决农村逐渐贫穷的事实。
　　　　　　　　此外，农村人口出生率无法下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土地逐渐贫瘠，而必须多用越来越贵的化肥、农业机械和人工也使得交易条件更形恶化。
　　　　　　　　财政补贴对于农民、农村和农业来讲，是杯水车薪，因此也是无济于事的。目前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将农村多余农民大量移出农村而提高农民生产力。我们只要移出一半的农民，那么每个农民就可以有空间生产200（100x2）包米，如果移出75％的农民，那么农民就有空间生产400（100x4）包米，而逐渐接近城市工人450包米的水平。例如美国的农民不到5％，但几乎养活了全球的人口，台湾的农业人口也不到5％，因而造成台湾农村的相对富裕。
　　　　　　　　这些移出的农民必须投入中国农村的优势产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术制造业”！可是中央政府立刻面临的困境是政府如何推动农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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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　
　　　　　　管理员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5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11…4　15：27　　只看该作者　
　　　　　　2005年10月1日在墨尔本的演讲


　　　　　　　昆仑国际2005中国经济论坛澳大利亚　
　　　　　　　　2005年10月1日星期六　
　　　　　　　　The　Arthur　Streeton　Audirorium　Level　1；Sofitel　Melbourne　
　　　　　　　　
　　　　　　　　主持人：好，我们今天非常有幸，把屏幕上的郎咸平教授请到台上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郎咸平教授到台上来。郎咸平教授的讲演非常精彩。他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后，我们会有一个休息。如果大家要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写条交给我们的工作人　
　　　　　　员，我们可以根据时间的情况安排回答。有请朗教授。　
　　　　　　　　
　　　　　　　　郎咸平：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到澳洲来做演讲。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个地方来做演讲。我看到各位，心里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我　
　　　　　　像各位的心情一样，期盼着祖国的强大。甚至呢，我当时有点儿奥悔。我在美国，混得还可以。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在学术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地位　
　　　　　　。最遗憾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竟然没有办法亲自参与。一九九四年之后，抛妻弃子，放弃一切，包括美国的国籍，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2000年之后，正式踏入国内。我的一生，做的错误不断，但是这件事情儿，可能还算是比较正确的。（笑）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你们也可以看到，那是我在上海的电视节目，叫财经郎咸平。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成为上海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甚至超过了你们喜欢看的小燕子。（　
　　　　　　笑）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登了一篇专访，谈到这个。它说，上海妇女的三大爱，（笑）第一是路易威登的包包，第二是卡提亚的手表，第三是郎咸平。（笑、鼓掌）我在　
　　　　　　上海还算是比较知名的，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会带把梳子。（笑）因为知道观众会和我照相。有一天，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冲过来，看到我，拉着我的小手，很激动。　
　　　　　　看到年轻漂亮的少女激动，我会更激动。（笑）她们问，能不能给我签一个字呀。我说没有问题呀，给你签一个字。能不能给我电话号码？我说，可以了，给你电话号码。　
　　　　　　我跟你讲，我祖母最喜欢你。（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