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文字全集-第1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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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领域是真正人才济济，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去读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这点和我们国家不同。
人物周刊：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百年间，日本是全球唯一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非欧美国家，即使在浮动汇率改革时曾受过冲击，那也不过是经济发展经历一个过程。中国难道不能同样走过这一段么？
郎咸平：恩…这个问题…我想想。我这么说吧，如果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希望中国走的路，是金融独立自主的道路，而不是被欧美国家的金融政策牵着鼻子走的路。
人物周刊：放眼全世界，还有什么其它好的途径呢？
郎咸平：以金融制度而言那是没有的。
人物周刊：国内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支持。但是，在危机论中，您对向中国各大银行提供金融咨询的国际投行，抱的是“阴谋论”立场
郎咸平：我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讲的是基本事实。资本是一定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宏远的理想，一定想大赚一笔的。
人物周刊：难道中国和欧美间就不可能是一种双赢关系吗？
郎咸平：不可能！一定是零和游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游戏，在金融方面怎么可能有双赢。你觉得他们会考虑中国的现状吗，你觉得他们会有仁慈的心吗，你觉得他们会有良心吗？我跟你讲，不要对他们寄托幻想。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国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完善的法制环境中，他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一旦他们脱离这些法制化的约束，就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是一定的！
人物周刊：倒不是天真幻想。他们是商业机构，而中国的金融机构譬如银行是他们的客户，他们有可能是为中国提供可行的咨询意见，同时也能赚不少的钱。
郎咸平：是可能的。但我跟你说，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小老百姓可以乐观，但是执政者是不能乐观的，随时随地要防着。所以，对大是大非的问题，谨慎小心是没错的。然后，你才会考虑问题面面俱到，然后，你才能制订很多规则来预防这些问题。而美国法制化的起源就在这里。
人物周刊：所以要先预设“阴谋论”？
郎咸平：不是假设，就是事实。美国的监管规则是怎么来的？其规则基本是根据美国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形成的规则。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时候，操盘手都是你说的这些公司。他们当年在美国敢，为什么他在中国就不敢呢？怎么就可能不重蹈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呢？
所以，中国政府为什么在十六大里提出了“法制化”建设，就是要让所有的参与者在一个游戏规则之下公平、公正地游戏。
人物周刊：但是全球经济是一个体系，中美之间经济依存度尤其大，美国若真是一心搞垮中国经济，对它自己大概也没什么好处吧？
郎咸平：你说搞垮中国那就言过其实了，但我问你怎么会发生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呢？（那是对冲基金干的。）那香港呢，1997年阻击香港就是这些国际大投行干的，2003年爆炒香港H股的也是他们。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不是我“左”，是中国很多的经济学者太“右”了
人物周刊：可能我会认为，您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但对宏观经济发表看法有些力不从心。
郎咸平：任何宏观，如果不是建立在微观的基础上，就是华而不实的。我跟你谈宏观，都是从各个微观领域入手的，举例而言，在不同的领域，需要分开解决微观的问题，过冷的行业要解决过冷的问题，过热的行业解决过热，在美国的高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宏观和微观是不分的。现在，内地很多经济学者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谈宏观问题，犯了忽略微观基础的明显错误。而我是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研究。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资本主义世界受教育、赚薪水，为什么思想会这么“左”？
郎咸平：不是我“左”，是内地很多经济学者太“右”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深刻，一谈改革就是“引进外资”“民营化”等等的表面现象。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的观念要改变，不能一味地看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而要深刻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我认为我是真正的不左不右，最中立的立场。
2008年初《中国经营报》专访郎咸平教授实录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制造业资本的加速向股市和楼市转移现象？
郎咸平：我们目前看到的股市楼市泡沫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吗？我认为是错的！今天的中国整体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流动性过剩，最有冲击力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整个国家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我们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第二笔资金就是腐败款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第三笔资金是国际热钱，第四个资金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
目前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项和第四项。例如：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项资金，第二套房贷的问题是针对第四项资金，我不能说针对第三第四项是无效的，但是目标是错的。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没有针对第一项和第二项资金进行调控，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力道不足，因为针对的资金方向是错误的。这也是我在2007年底提出的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危机。
中国“泡沫”区别于日本
《中国经营报》：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股市、楼市的持续上涨类似于上世纪日本的流动性过剩，中国应该与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对此，你怎么看？
郎咸平：英、德、法、美、日曾经签订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币升值。当时日本政府签下了协议之后就落入了美国圈套。道理很简单，当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由于日币低估造成大幅贸易顺差，那么下一步必然是日元升值，再接下来就是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日本。当汇率价格一上升，国际炒家一看，哇！真的升值了，再买，更多的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更多热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几年下来日币升值了一倍，几乎摧毁日本的经济。
大家千万别把汇率当作经济现象，汇率不是教科书上所定义的货币之间的价格，没那么简单，汇率是各国政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针对中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现象，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和日本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提高利率紧缩信贷。他们错了。日本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但中国不是。
我不否认今天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现象，但是中国流动性过剩不是股市楼市泡沫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因为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所导致的。如果我们执行提高利率紧缩信用的政策会造成什么结果？它将进一步打击已经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举例而言，银行利率的提升逼得制造业放弃投资，不做了，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出来形成虚拟资金炒股炒楼去了。这就为什么在宏观调控下，股价越涨楼价越涨的原因。
我完全支持中央宏观调控的思想，但我反对执行层面所推行的金融政策，因为他的手段是错的。
反思地方以DGP为纲
《中国经营报》：既然你说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在恶化，那为什么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中国经济却是持续增长？
郎咸平：中国经济是个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哪些部门是过热呢？在我们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与投资建设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这些固定资产投资而拉动，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高达45％，几乎高出日本和西方各国的一倍，而消费占GDP却只有别人的一半，这就是经济失衡的主因。另外，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和股票市场的二八经济现象非常类似。股票市场为什么有二八现象啊？什么是大盘股？你发现大盘股和我们过热部门是相关的，比如说过去的房地产、钢铁、水泥还有其他的融资银行都是过热的，股票市场的二八现象和我们的二元经济基本上是相互对应的。
在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之下，宏观调控将进一步失效。举例而言，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后，地方政府会因为提高利率而不搞建设吗？为了提高GDP，照样开膛破肚修桥铺路不会停的！那么过冷部门就遭殃了，过冷部门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宏调直接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他们做什么呢？在这种逐渐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之下他就不想投资了，会挤压出更多的虚拟资金进入过热部门炒股炒楼。最后，过冷部门由于资金流出，结果更冷，过热部门由于接受了他的资金变得更热。这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三个危机。
重估“出口创汇”战略
《中国经营报》：在《八大危机》一文中，你还提出“出口创汇是个罪恶的代名词”，出口创汇也会给中国带来不稳定因素吗？
郎咸平：各地政府对于出口本身的思维是错的，叫出口创汇。在我看来，出口创汇就是拿我们有限的资源图利外国人。举个例子，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不会干破坏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美其名是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基础上，使得GDP当中的固定投资太多（45％），消费太少（30％），就必须透过出口消化这些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而地方政府出口创汇的理念加速了这个恶性循环，使得我国经济严重失衡，造成大幅贸易顺差。我们有高达1。4万亿的贸易顺差，这个结果恰好给了欧美国家一个极好的机会压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必然升值进一步的破坏了民营企业的投资营商环境，而造成制造业资金转成炒楼炒股。就是我所谓的第四个经济危机。
由于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企业家应该投资而不投资，这个空间给谁了呢？其结果必然给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五个危机。
低价劳动力不是优势
《中国经营报》：如果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困难到连本土制造业企业都倒闭了，外资为什么还要进入中国？郎教授你认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美誉会因此而受影响吗？
郎咸平：哈哈，你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吗？错了，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因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美国只是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最低的制造部门给了中国，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