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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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
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二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
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中小学问题。总的估计是，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情况很好，勤工俭学劲头很大，职业中学发展很快。这些都是前几年所没有的好现象，现在应该注意总结经验，适当地调整和解决已经出现的新问题。
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现在看来，普及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如何提高。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职业中学的教学质量问题。职业中学的一部分毕业生应该能够升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职业中学如果只有现在这几门课，是不可能提高的。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类学校，都不能降低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涉及一个学生人数的问题。学校应该挖掘教学潜力，多招学生，但是不要因此而降低教学质量。学生人数多，又能保证质量的，才是好学校。由此联系到勤工俭学，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对勤工俭学的提法很慎重，认为开展勤工俭学是有范围的，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都搞。除了对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提出要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以外，对其他学校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求学生参加劳动。职业中学搞半工半读是肯定的，城市中还应该发展一批职业中学，这类学校很多可以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看可能。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劳动有了收入，也可以拿来帮助贫苦学生，但是不能把劳动搞成社会职业，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一提倡赚钱，就容易计较个人利益。城市中学的学生年龄小，又没有好多门路，不可能实行半工半读。个别中学如果有条件能够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的，也可以搞，但是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总之，学校要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成都会议已经确定，教育经费整个不减，分到各省的也不减少。各省再想想办法，争取拿这么多钱办更多的事，但要保证原有的教学质量。必要的教学器材不能减少。经费使用不宜过紧。我们节约经费有个原则，不能因为节约经费而影响教学质量。如果教学质量降低了，过几年就能看出来，那时大学招生就要发生困难。
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至于近几年大量发展起来的学校，现在不要强调其师资是否合格，办起来就是好事，以后慢慢调整和提高。当然，这么多职业中学办起来了，牵涉到以后高等学校如何办的问题。有的国家中小学质量差，吃了亏。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有一批学生基础课学得好，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在宣传上，还是毛主席的话，心要热，头要冷。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只要措施是积极的，就不是机会主义。河南提出一年做到普及小学教育，也以提两年为好，即使两年实现不了也不要紧，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所有的省都照河南那样办。只要心热，措施积极，迟一两年完成也可以。
教育部以后要把中小学教育的相当一部分交给地方去办，各省能办多少，由省里根据实际情况去安排，教育部可以不管。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教材、教育制度，教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样做，就能够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党的几次会议上，讲过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的很好的传统。我们的工作向来是很深入的，过去在农村也好，全国胜利之后也好，各种工作是做到家的。不是吹牛皮，一些外国党也真正相信我们的群众路线。我们过去做了许多事，有的并不登报，不登报不等于不普遍深入地宣传，如整顿社会治安、社会风气，都做到家喻户晓。这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各个群众组织的经常工作去做的。
这几年，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这是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党没有专门党的工作，团没有专门团的工作，工会没有专门工会的工作，妇女也没有专门妇女的工作了，要有就是三八队、青年队、娃娃队，大家都去搞一般工作，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最近中央要开个空前的大会，近七千人，研究党的工作。现在党的工作大大削弱，反映到党对妇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