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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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方面都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依靠谁来做好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呢？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党员和干部中那些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那些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工人生活太好”、“工人落后”、“工人不好管”等等错误的观点。
第二，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
第三，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反对有些同志那种利用工人的错误观点，他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这些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第四，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我们的青年团、妇联、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等都必须把工人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三、工厂管理问题。
关于国营厂矿管理，此问题段君毅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我们不少的军事代表、工作组乃至工会干部，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口号。他们不去启发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人职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些同志还喜欢对于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使用“最后决定权”。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不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去搞好生产。
经验证明：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
中央指示我们：要管好厂矿，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组织生产竞赛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具备了有生产计划、有原料、有销路、群众有了一些发动这些条件的部门才去实行。从西南情况来说，条件多不具备，故暂时尚不宜普遍地实行。
为了管好现有的厂矿，还必须：第一，尽可能地从机关中抽出一些得力干部放在厂矿中去。第二，领导上注意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指导其他。西南较重要的公私厂矿只有一百九十二个，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第三，在地委、县委集中力量于农村斗争，而且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较重要的厂矿不能委托他们去管理，而应由省委、区党委、市委直接管理。因此，各省、区、市党委应设工业部或指定一负责同志专管工业。同时在厂矿区设立企业党委及工会办事处（如綦江江津区），有三个干部就够了。有了专人负责，事情就办通了。
除了做好国营企业的工作外，各省、区、市对于地方工业的指导必须加强。目前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办很多大工厂不可能，但小型工业的发展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各地可根据本区（一定从本区内着眼）的条件（原料、销路等），或由地方拨款，或组织私人资本，或组织机关生产，举办一些可办的小型工业，好好地经营这些事业。至于原有的某些小厂，既无原料，又无销路，则应转变生产方针或考虑停业。
我们有些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必须想办法打开出路，将生产力用之于有用的方向。
对于私营企业，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基础上，用劳资协商方式，推动其进一步的改革。
四、工会工作。
蔡树藩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西南工人，包括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在内，据估计有一百六十万。现在组织到工会中的约三十万，仅占百分之十九到二十。各产业系统较好，约组织了工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可是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
在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为数很少。
当前工会的工作：第一，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首先应集中力量在工厂、矿山、交通、市政和商店中去发展工会会员。
第二，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有些工会领导机关，职员比重过大的情况也应改变。
第三，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
第四，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
第五，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观点。
五、城市建党问题。
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
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重庆前一时期请求入党的工人百余，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六个，以后由市委组织部直接进行，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党员。
于江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是恰当的，在今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三十万工人中，吸收百分之七即约两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除厂矿外，在学校、机关及其他系统中，也应作个别的吸收，条件则应更严格些。西南一律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凡未公开的党的组织应即公开。建党的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
必须重视发展团的组织，现在要纠正的偏向也是关门主义。
六、关于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现阶段，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在西南解放初期，确有此种“左”的倾向。但在五月开始调整工商业后，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
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同时，农村减租退押分土地也关连着他们。一般资产阶级对劳资总是讲一利，对公私也不讲兼顾的，对税收总是叫重的。而我们则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
在四五月间，私营企业确实困难，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如果那时不那样做，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所以这个方针（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认为这个方针错误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实行这个方针。在税收方面，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凡属不合理者，应主动调整；凡属合理者，必须坚决征收，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七月以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
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
对工商界的退押，应作审慎的考虑。一般可采取在半年以内的时间分期退还的原则。
七、加强公安工作。
目前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敌人还没有完全摧垮，还经常出现新花样，给我们以措手不及，使我们遭受很大的危害。南岸某仓库一包炸药，就使我们损失了大量的资财，所以不能丝毫松懈和麻痹。
城市公安工作，应将重点放在经济保卫方面，特别是重要厂矿、重要车间、重要仓库的保卫，看守重要部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