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2-明清宫廷档案-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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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因其教，不因其俗”，“化导悖乱”，“道法归一”。
明清皇帝都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取缔各类邪教。
应该说，中国皇帝无一例外，都是多神主义者。日、月、星辰，花、鸟、树木，无不赋于灵性。遇有灾难，他们必定求神拜佛。山神，土地，江河，老虎，兔子，狐狸，逮着什么敬什么。
天有不测风云。祈雨求晴，是皇帝最频繁的一项敬神活动。按《清史稿》的记述，乾隆皇帝弘历经常“诣黑龙潭”，敬神祈雨，有时，几个月就去一趟。乾隆九年四月，天时久旱，皇太后忧形于色，从寝宫步行到龙神庙虔诚祈祷。弘历闻报，“惶恐战栗，即刻前往请安，谆恳谢罪。”随后，“上祭地于方泽，不乘辇，不设卤簿。”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一，“皇上三次祈晴。”
明思宗朱由检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皇帝，每逢大灾大疫，就斋居素食，祭天告地，祈求消灾赐福。崇祯十五年，京师地区大旱。朱由检不仅自己披挂上阵，设坛祈雨，还指使周皇后，率领后宫“姐妹”及数十名宫女，穿上法衣道袍，在大高玄殿敬神拜佛。
最受皇帝重视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和道教，“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坐庄，交替成为“国教”。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七岁削发为僧，从此就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朝末年，白莲教日益兴盛。其北方首领、河北的韩山童，和南方首领、江西的彭莹玉，积极策划武装起义。
白莲教又称白莲宗、白莲会，源于佛教净土宗，继而融入了明教教义。
明教源于唐代传入中土的摩尼教。摩尼教融会了佛教和基督教义。明教认为，人世间存在着明、暗二宗，分别代表善、恶；“明争暗斗”，经过“初际”（过去）阶段，到“中际”（现在），“明王就要出世了”，“后际”（未来），天下必定归于大明。至今，国人仍可在福建泉州的草庵寺，一睹摩尼教“佛祖”的威容。
元朝至正十一年五月，起义消息泄露，韩山童被官府杀害。他的部下刘福通，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号召，率众举行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在安徽亳州，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
龙凤四年五月，刘福通领军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小明王以汴梁为“首都”。
刘福通树起造反大旗的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钵从戎”，参加了红巾军。经多年血与火的洗礼，他逐渐由“普通一兵”，成长为红巾军一个“方面军”的主帅，被小明王封为左丞相、吴国公。
龙凤九年三月，刘福通战死，朱元璋把小明王控制于手中，将他迁到安徽滁洲，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龙凤十二年腊月，遵照朱元璋的安排，小明王顺利地淹死在今镇江对岸瓜洲渡一带的长江中。一年后（1368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就定为“大明”，改元“洪武”。朱元璋搞的这一套，并非独创。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男男女女的义军领袖，都把宗教当作宣传、发动、组织、号令群众的手段。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同历朝封建统治者一样，既利用宗教巩固政权，又“卸磨杀驴”对白莲教之类的各种“邪教”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压态势。面对朝廷的打击和镇压，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和帮会组织，不断变换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以图生存和发展。《中国帮会史》说，自明代中期，白莲教组织传承系统衰落，到清乾隆末期，白莲教与天地会“有了联系”；嘉庆年间联系密切。同期，天地会又与青莲教融合，并与“武林”挂钩——不能不说，雍正皇帝严禁民间私自习武，确有远见卓识。道光年间，丐帮等帮会组织逐渐依附于天地会、哥老会。在长期抢劫、盗窃活动中，天地会又逐渐与官员、官军勾结。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信奉基督，创立了“拜上帝会”。他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有成建制的天地会成员参加。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哥老会，称为“红帮”，中上游又出现了“青帮”。学术界有人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源；有人则说，哥老会是天地会和白莲教的融合。
清代，闽粤一带去海外谋生的人日益增多，天地会遂在他们之中发展起来，并在清末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朱元璋利用宗教发动群众，以暴动农友为中坚，收编土匪流民以增强战斗力，策反政府军队以加强正规化，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同行”中出了一个皇帝朱元璋，佛教也跟着大放光彩，群众威望迅速飙升。洪武元年正月，朝廷设立“善世院”，任命“著名”高僧慧昙掌管，总领全国佛教事务。洪武十五年，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等官职，级别八至六品。朱元璋对佛教界特殊照顾，不断赐各地寺院田产，并实行免役、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严禁俗人轻慢佛教、侮辱僧人、骚扰寺院。他还亲自坐阵，组织人马，注释、刊印佛教经典，又频繁召见“著名”的大和尚，举办大规模的佛事活动。他与许多道行高深的和尚，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先后说服一些“铁哥们儿”，脱下袈裟，穿上官衣儿，成为朝廷依重的“方面大员”。
打天下时，朱元璋曾得到一些道士的帮助。黄袍加身的朱元璋，也没忘记人家的“滴水之恩”，加倍回报。在设置善世院的同时，朝廷设置了“玄教院”，与朱元璋私交很深的道士，出任总管。善世院更名时，玄教院改为“道录司”，设的官职与僧录司一样多，待遇相等，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朱元璋想让儿子们学好，煞费苦心地为诸子配备和尚师傅，教儿子们参惮悟佛。老四朱棣的和尚师傅道衍，却一再教学生谋取天下，登上大宝。朱棣在道衍怂恿下，与侄子朱允炆厮杀了多年。因杀伐太多，担心遭到报应。道衍就劝皇上铸钟，每日击之，超度亡灵；这才有了至今存放在北京大钟寺里的那座六米多高的大钟。
明水陆画中的道士形象与朱元璋在佛光笼罩下坐上龙椅不同，成祖朱棣登上大宝，神帮了大忙。
朱棣自称，在争夺侄儿屁股底下的金銮宝座的战争中，“真武大帝”多次显灵现身，冲锋陷阵；他才得以化险为夷，反败为胜。行伍出身的朱棣，特讲义气，登上皇位，就开始回报真武大帝。他不再像老爸那样，一碗水尽量端平，而是重道轻佛，花了大量银子，“振兴”道教。湖北武当山的道教“根据地”，特别受到皇帝垂青，“鸟枪统统换炮”：工部侍郎郭王进、隆平侯张信督丁30余万，营造武当宫观，用银以百万两计；连金顶上的那座“金殿”，都是在京城整体铸造之后，再运到山上去的。传说，玉虚宫正殿的梁木，从产地运经武昌时，大木立于黄鹤楼前的长江中，上露尺许，巨浪冲激却屹然不动。朱棣还命令，在紫禁城中建造“玉皇殿”，供奉玉皇大帝，及其领导下的诸路神仙。
据粗略统计，明代以前，北京有二百五十多座寺庙；其中，关帝庙约有一百多处。明代，光是京城的“南大门”宛平县，就有五十多座关帝庙。
第七部分第十四章 皇帝的法宝（2）
明初，太祖朱元璋承认并恢复了关羽“汉寿亭侯”的封号；但是，对关羽还不大“重视”，也没闹清楚那个封号的意思。
成祖朱棣作战时，屡次影影绰绰地瞧见，关羽骑着白马，助阵厮杀，对关羽感激涕零。他从南京搬到北京后，建庙祭祀关羽。不过，关羽神像骑的是白马。
嘉靖年间，朝廷终于弄明白了：“汉寿亭侯”中的“汉寿”，是封邑，“亭侯”才是官职。每年五月十三，朝廷按例为关老爷“过生日”；遇有灾难，则随时“报告请示”。万历年间，关羽被尊为“皇帝”，封号为“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天启年间，皇宫中原来供奉的两尊关羽神像，人们都说那尊个头小一点的“灵验”，香火百倍于那尊个头大的。熹宗朱由校偏偏爱大个儿的，命令把那尊小的挪到正阳门右边的小庙去，把大的留在紫禁城里，而且“增加祭品”。
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土耳其商人阿里•；艾哈巴尔在北京住了三年多。他回国后宣称，朱厚照受他的影响，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件事没有中国文献资料记载，但是，却有旁证：朱厚照在位时，官窑的确烧制过大量印有古兰经文的瓷器；朱厚照还曾降旨，禁止杀猪吃肉。
自世宗朱厚熜，明代皇帝尊崇道教，简直到了“天地悠悠，唯此为大”的地步。朱厚熜整天与歪嘴道士厮混，乾清宫、养心殿、西苑……所到之处，神坛开设，“制药厂”点火开张。他还给自己加了一大堆“道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等等。《明世宗实录》说，朱厚熜的永陵地宫，也是依照道家描述的“九重法宫”模式建造的。
还别说，朱厚熜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当时，严嵩“老贼”位高权重，横行无忌，激起公愤。然而，有皇帝撑腰，谁也奈何不得他。有些大臣，不知道怎么就与皇帝身边的道士拉上了关系，内外夹攻，要“打倒严嵩”。朱厚熜自封“普济生灵”的真人，而治下却生灵涂炭。他让蓝道士扶乩，问问神仙：这到底是咋回事？蓝道士装模作样地比划一通，乩盘上出现了九个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老朱又问：“贤者何人？不肖又是谁？”蓝道士继续作法，神仙指出：贤者如徐阶等人，不肖者严嵩也。
不到半年，严嵩被革职，其子、工部侍郎严世藩等人充军。
眼见“邪门歪道”毁了朱厚熜，害了百姓，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一通鼓吹：“佛氏之教”，“无远弗被，功德广大”，借李太后笃信佛祖的“东风”，杀道教的“威风”。少年皇帝朱翊钧相信张居正，削去了江西龙虎山张真人的封号。
万历七年，十七岁的朱翊钧出疹子，李太后主持设坛，召集僧众作法祛病。张居正又极力劝阻：祖宗一向反对这么干；弄这么多和尚到皇宫来，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不如求求祖宗社稷……法事没办成，不到一个月，朱翊钧的病也治好了。
显而易见，张居正一会说佛好，一会儿又说祖宗行；其实他什么都不信，无非是想把水搅浑，免得朱翊钧重蹈朱厚熜的覆辙。
无奈，神宗朱翊钧长大后，对“房中术”的热爱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与爷爷朱厚熜相比，也就在伯仲之间。他很快就为江西龙虎山的张真人平了反，恢复了封号。朱翊钧比爷爷还“开明”。只要是“神”，甭管他鼻子有多大，眼睛是绿还是蓝，他都信。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翊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