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2-明清宫廷档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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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立刻命令宫女“住手”。
之后一日，奕大白天又跑到兰儿寝宫起腻。他作贼似的，再三嘱咐太监和宫女：“千万别让皇后知道！”他威胁他们：“兰贵人要是挨皇后打，朕就打你们。皇后打兰贵人是假装的，朕打你们可是实实在在的！”
传说，自雍正帝胤禛因幸一侠女，而丢了脑袋之后，皇帝都提高了警惕，对自己的老婆严加防范。后妃接到侍寝的口谕，沐浴，化妆。太监在她床前铺开一条红毯子，再遮住自己眼睛。她赤身裸体地躺在红毯上。太监把她包裹起来，抬到皇帝寝宫，放到皇上床前。太监退出，包袱中的女人，从皇上脚丫子那头，徐徐钻入皇上的被窝。侍寝后，太监再按照这个程序，把床上的女人送回去。
别看“序幕”编排得紧张、严肃，如临大敌；随后上演的“床上戏”，却团结、活泼，高潮迭起，花样百出。
“三皇五帝”就苦心钻研房室养生之道，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至汉代，房室养生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宋以后，房室养生之道在民间的传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帝王将相仍乐此不疲。与此同时，道家“外丹术”日渐衰落，“内丹术”代之兴起。
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展览馆里，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官太太”，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看上去，是那么的庄重、肃穆。然而，1973年把她从汉代古墓中请出来时，人们却在她的“闺房”里，发现了“秘戏图”和一些论述房中术的书籍。
清代，盛京的皇宫中，承德避暑山庄里，不仅有一些类似的珍藏，而且还有表演床上戏的木偶。某些宗室王公的夫人，贴身的兜肚上，都绣着“春宫图”，便于“照葫芦画瓢”。曾供职于内务府的一名官员，家里藏着许多“御用之物”。其中，有数十幅精美的“秘戏图”，轻易不肯让人看。有幸见过这套“秘戏图”的人士说，每张图上都画着不同的交合姿式；图中的女人相貌，各不相同；男人却只有一位，身材魁伟，体格健壮，活脱脱的乾隆皇帝弘历！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谓“食色性也”，“夫妻之间无圣人”。只不过皇帝大人有条件，把这种事情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罢了。何况，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弘历先生已经不知道丢人现眼了。
奇怪的是，历代帝王在身体力行、代代相传的同时，却谆谆教导平民百姓“非礼莫为”。著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还编辑了《桂枝儿》、《山歌》等时调集。作为江苏吴县人，自然偏爱哝哝“吴音”。由于他收集的民歌，充斥着浓情爱意，而为朝廷所不容。“园自文明创始修，开通破例萃名优；各家援例齐开演，男女都分上下楼。”直到清末，戏园子里不但没有“情人座”，而且合法夫妻也得分开，男的坐楼下，女的坐楼上。慈禧太后作为一个“行家里手”，评论老外跳交际舞时说：“男的搂着女的腰，肚皮贴着肚皮，算什么事儿啊？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搂在怀里，却没有非分之想，打死我也不信！”她怕男女混杂在一起“出事儿”，设宴款待外国使节时，头一天请男士“喝酒”，第二天再请夫人们“吃饭”。
由于朝廷喋喋不休地强调“男女大防”，夫妻敦伦也被视为丑陋不堪，稍有亲昵表示，就被看作大逆不道。儒家二号掌门人孟子的老婆，大白天在卧室里袒胸露臂，遭到老公的严厉斥责。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徐姓大夫，常在家里为夫人梳头。同事到齐王那里投诉，说他有“非礼”行为。汉代有位姓张的大臣，喜欢亲手为夫人描眉。他的同僚在皇帝面前愤怒地揭发这种“丑恶行径”，要求把他绳之以法。有一些老夫子，每次与夫人“同甘”前，都向圣人默默表白一番：纯粹是为了传宗接代，绝不是为了寻欢作乐。唉，那个年代，要想作一个知冷知热的模范丈夫，该有多难！
到了元代，制定了类似民俗法的典章，对“男女大防”圈定了许多具体而微的条条框框。所谓“民俗法”，乃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部落内，约定俗成的“法律”。执法者大多是族长、酋长、领主，或者由他们指定的德高望重的长者。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的科木人，以往的民俗法规定，非婚男女，男人隔着衣服摸女人乳房，或在野外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男人“有罪”。如果男人把手伸到衣服里面摸女人乳房，或者在女人家里与之交合，则女人“有罪”。关于这一条款的“法律解释”是，如果女方没有同意，男人的魔爪就不会伸到她的衣服里去，也不可能进入她的家。因此，女方应当承担“过错”。寨子里的老前辈，根据“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处罚决定，一般就是无偿从事数日或数十日公益性劳务。外国也有类似的“断案方法”。《古兰经》故事说，一位大臣的妻子哭诉仆人尤素福欲强暴她，而尤素福称她勾引他。大臣一时难以决断，其表兄献上一计：尤素福的衣服前面破损，尤素福有罪；衣服后面破损，则罪在大臣妻子。
元代的有关典章，带有半官方性质，以记分、积分形式出现；“恶分”超过一定限度，将被判“有罪”。不过，同时做了好事，记录“善分”，而且可以功过相抵。按照规定，妻妾人数“超编”的，记五十个“黑豆”；收藏“春宫图”的，每一张图记十个“黑豆”；对街上的女行人评头品足的，记十个“黑豆”；谈论女人床上功夫的，记二十个“黑豆”。当然，皇帝不受类似规定的约束。至于刑上不上大夫，那就看大夫和皇上的关系好坏了。
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中，就有军内外有名的老色鬼，民愤极大。然而，林彪说这是“小节”，当政治局委员绝对合格。让老林始料不及的是，这么一整，老婆子叶群和黄永胜就成了政治局里的同仁。这对男女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经常“煲电话粥”。老林不甘心戴绿帽子，亡羊补牢，令儿林立果搞了一套设备，专门监听黄叶的电话，以便防微杜渐。
一代又一代过分强化“男女大防”这种传统观念，使一些平民百姓得了“病”；其中之一，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性过敏症”：见到穿短袖衣服的女人，立刻就联想到裸体，想到生殖器和性交……见到男女有亲昵行为，就立刻大喊：老乡们，闭眼吧！
第三部分第七章 大红灯笼高高挂（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色书刊曾一度泛滥成灾，人称“地摊文学”。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性过敏症”的“矫枉过正”。这种事儿，堵是堵不住的。大禹治水的方针，给人一些启迪。如今，“地摊文学”繁荣不再，性侵犯案件大幅度下降，“性教育”登堂入室，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样的“解放”，无非就是科学地进行性教育，公开地讨论性问题，负责地对待性伙伴，坦诚地面对性生活。人生的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床上”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探讨呢？为什么只能“上智”去探讨，而“下愚”就不能探讨呢？
封建统治者鼓吹“男女大防”，变成了皇帝和后妃之间的“互防”。这一防不要紧，防出了前述种种如临大敌的措施，也防出了封建专制制度侵犯人权、毁灭人性的一大罪状：使用太监。然而，国为“家”所有，权力大到“至高无上”的地步，怎么防？数以千记的妙龄女子，眼巴巴地盯着一个男人，而且可能是一个老棺材瓤子，防得了吗？结果，当然是防不胜防，“被服儒雅，行若猪狗”。对历朝历代后宫之秽状，清代有人一言以敝之曰：“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
康熙年间，皇帝的二小子允礽，第一次从皇太子宝座上跌落下来，罪状之一就是“失德”。了解内情的人说，他和父皇的一个妃子，行“苟且之事”。
乾隆皇帝弘历风流倜傥，是一位偷香窍玉的渔色高手。他常吃“窝边草”，与皇亲国戚的女眷“过家家”玩儿。爷爷的老疙瘩、他的二十四叔诚亲王允祕，小他五岁，病魔缠身，老来续弦乌雅氏。乌雅氏按例入宫伺奉皇太后，弘历乘机与这位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婶子勾搭成奸。弘历的小舅子傅恒，字春和，曾任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入值军机二十三年，位在首席。他的福晋经常出入宫掖，与弘历情意浓浓，生子福康安。言者称，傅中堂另外两个儿子，功不及福康安，却都先后当上了驸马爷，福灵安为“多罗额驸”，福隆安“尚高宗女和嘉公主”。福康安“圣眷优隆”，官越作越大，且仪表堂堂，却当不上皇帝的女婿。其中奥妙，谁心里都明镜似的。当然爱新觉罗家族并未亏待这名“游子”。福康安生前获封“贝子”，死后被追认为“郡王”，“得配太庙”，哀荣可以与皇子比肩。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载湉成为虚有帝名的摆设。慈禧太后竭力寻找机会和借口，要彻底废了他。一来二去，她把支持义和团的端亲王载漪的公子溥接进紫禁城，名为“大阿哥”，实为“皇储”，养在毓庆宫里。这个十六岁的见习皇帝，可合了适了。他的视线所及，山花烂熳，不禁眼花缭乱。一时间，大阿哥的风流韵事，成了宫中“访谈焦点”，宫外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下令打一个宫女屁股，扒下外衣，却露出了大阿哥的内衣。亲手敲定的接班人当众出乖露丑，慈禧太后恰如掉到灶坑里的耗子，憋气又窝火。她得想辙为大阿哥遮羞。明查暗访，把怀了大阿哥孩子的宫女，统统收拢到一个秘密所在，关将起来，以免“谬种流传”。大阿哥随太后逃往西安，一路上也没闲着，到处耕耘播种，又惹了不少麻烦。所幸载湉叔只有一后二妃，还被太后扔到井里一个；否则，大阿哥也会帮阿叔一把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藉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贝带，敷脂粉。”
明清皇帝不乏“龙阳”、“分桃”、“断袖”癖好者。
春秋战国时，魏王的“男朋友”龙阳，为王铺床叠被，侍奉枕席。卫灵公与弥子瑕先生亲密无间，“分桃而食”。汉哀帝与董贤先生同床共枕，衣袖压在董贤身下；他不忍打扰“贤弟”的美梦，“断袖而起”。后世以“龙阳”、“分桃”、“断袖”，暗指同性恋。
“狎昵娈童”，原是皇帝的乐趣。魏晋时期，传诸民间。宋代，同性恋一度大肆泛滥，宋徽宗不得不“立法”禁止：“男为娼，杖一百”，举报者有赏。这比外国的刑罚轻多了。十九世纪初，英国法律规定，与人或动物有“鸡奸”行为者，处死。十九世纪末，法国对“德国病”患者（同性恋人），处以点天灯——活活烧死。古代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活埋同性恋者。秘鲁的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