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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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但完全控制着北洋集团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身兼八大臣的特别地位。朝中大臣早已见风转舵“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在各方面的压迫下，革命党人最终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答应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发表通电声明：“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清帝退位是形势所迫，这样没有人敢反对。溥仪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表示“赞成共和”，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博仪，在养心殿举行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悲痛欲绝地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是袁世凯亲自加进去的。这样一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致电给袁世凯，袁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就这样袁世凯一边口称“德鲜力薄，实难堪此重任，只好勉强从命”，一边暗室操作，控制局面。当晚，袁世凯剪掉了辫子，拥护共和，表示与清王朝一刀两断。
袁世凯剪掉了辫子一事成为北京轰动街头巷尾的新闻，之前袁世凯一直没剪掉辫子，直到孙中山亲自致电“民国大定，选举的人”，这样才肯剪掉辫子。
当时，北京有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渔翁得利的袁世凯：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经过十六年艰苦斗争，以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窃篡了。民国时，议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总统，因有记者拍照，所用镁光灯发强光，轰然作响，议员以为炸弹，惊惶失措，纷纷夺路逃命，一议员藏于桌下大喊曰：“我选举袁世凯。”
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为收买参议院议员，每次召集会议时，都会发给议员们一些“出席费”。有一次，辜鸿铭在散会时收到300块大洋的“出席费”，他很清楚这是袁世凯在有意拉拢他。于是拿着钱就跑向了“八大胡同”之一的北大胡同。那里多个妓院，辜鸿铭见妓院就进，见妓女就给钱，直到他把这300块大洋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他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袁世凯的憎恶。
袁世凯正式登上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从此袁世凯在民国的历史上倒行逆施，变乱纷纷。在所有或高风亮节或投机取巧的面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就是蔡锷将军，蔡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袁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在梁启超写给蔡锷的挽联中可以说是概括了蔡锷的一生：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李敖编著的《拆穿蒋介石》的序言中有：“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 “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陶菊隐《政海轶闻》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以争国民人格”的蔡锷因为反对袁世凯而名垂史册，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却是微妙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寻。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蔡锷东渡日本学习，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蔡锷断然不会反袁。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退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蔡锷曾称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说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
后来袁世凯履次倒行逆施，造成了蔡锷对袁世凯的不满和反抗。护法运动就是蔡锷反袁的开始。1912年1月2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而袁世凯妄图通过所谓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蔡锷认为“袁之狡谋” “懈我军心”，“惟有简率精兵，期共戮力中原”很快蔡锷发布了《北伐誓师词》，直呼袁世凯为“袁贼”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直入湖南。
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宋案由法庭裁决，严禁武力干涉，蔡锷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蔡锷致电革命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应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后袁世凯称帝，在《讨袁檄文》蔡锷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世凯第七大罪。
蔡锷始终是反对内战的，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等到袁世凯把民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残酷镇压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对帝位虎视眈眈的时候，蔡锷才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袁世凯曾经认为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发大总统令招蔡锷进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动身进京。本来袁世凯对蔡锷是“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但是袁世凯疑心极重，认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不能让蔡锷拥兵在外，招蔡锷进京的做法等于是“槛虎于柙”。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扩张，蔡锷为消除袁世凯对自己的警戒心理，用了一招韬光养晦的方法。这里要提到与蔡锷互称知己的民国名妓小凤仙。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初年，北京的八大胡同是烟花娼妓云集之所，林立着酒家书场，秦楼楚馆。其中属云吉班与金祥班最为著名，而这两班又以云吉楼的小凤仙和金祥楼的良玉楼名满京城。来云吉楼和良玉楼的嫖客，多半是达官贵人、巨贾豪绅。袁世凯安排小凤仙和良玉楼接触外省来京的要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要将他们留在北京，等到袁世凯黄袍加身才能放走，以防他们回去反袁。
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两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笃。蔡尹两人到了北京，形同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开始蔡锷以“狎妓”麻痹袁世凯，每日饮酒看花，沉迷于八大胡同的风花雪月中迷惑袁的耳目，这样做一方面使袁世凯渐渐地不再把蔡锷当作大敌，一方面等待云南起义条件成熟。在8月举行的将军联名支持帝制时表示极力支持，使袁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时，他坦然回答“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而反袁呼声强烈，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蔡锷来到北京时，虽是锦衣玉食处于袁世凯的樊笼之中，他是怎样脱离的呢？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唱了出“挂印封金，辞曹挑袍”的一出好戏，逃回云南反袁队伍中去了。在许姬传老先生著作中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的署名是张洗非，要求与梅氏会见。梅约小凤仙作了一次长谈，其中包括蔡锷潜离北京的经过。小凤仙是十四、五岁时，从上海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认识了蔡锷。蔡锷每到云吉班去，常有人监视他。但是，小凤仙认为蔡锷为人正派，不像一般官僚政客，因而感情极为融洽。蔡对小凤仙也视为知已，逐步向她述说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及其为患国家的道理，并要她设法帮助从吉班脱身离京。
小凤仙遂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蔡氏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监视蔡氏的人以为他如厕即会归来，也看不见室内情况，并未介意。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用其老师梁启超事先命人代购的火车票，登车到天津住进日本医院。此后，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蔡锷暗地里逃离北京，远走高飞，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袁世凯的迫害。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投入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世凯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便把他也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向良玉楼要尹的材料，追查尹的在京同伙。当时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被软禁的消息。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尹都督坐牢绝食，总统府慌了手脚，放，怕他密谋捣乱，杀，又怕全国舆论对登基大典不利。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不再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