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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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一个镇压革命党人的清朝官吏，一变而为民国政府的首位都督，日后还因此莫名其妙地当了副总统，乃至于大总统。民国时期的北京还有“湖北三杰”的说法。其一就是黎元洪，做了总统又做副总统，人称官界中第一人；其二为谭鑫培，老生，人称伶界中第一人；其三为小阿凤，人称花界中第一人。
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武昌起义的炮火打响，革命形势迅速向全国蔓延，清王朝大势已去。此时有一个江苏巡抚叫程德全的，居然爬上巡抚衙门的房顶，用竹竿挑下几片瓦，然后跑到房间赶快脱掉清朝的官服，再把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的招牌，宣布自己也“革命”了，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眼看清朝封建统治的大厦要土崩瓦解，纷纷随风转舵，附和革命。
革命一起，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逃亡，租界附近的房价也因此骤升不落。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说起头发，《韩非子》中说：“古者披发文身。”后来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候，辫子成了是否效忠大清皇帝的象征，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厉威胁下，人们莫敢不从，这就留下了蓄辫的习俗。1645年，顺治皇帝发令“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官员不得递奏论剃发之事，否则“杀无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在当时广为流传着一副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剃了发，只留头顶的一撮，然后蓄辫子，而这条长长的辫子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梳了三百多年。在当时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民国的中国人是很奇特的，男人脑后拖着一根油腻腻的长长的发辫。男人的发辫和女人被裹得畸形的脚，成为当时最令人费解的标志。
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辫子这种陋习也被终结。武昌起义之后，剪辫子被看成是一些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孙中山在1895年开始投身共和革命的时候就剪掉发辫并且改变服饰。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还照相留念，并题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黎元洪剪辫子的事情早已被传为笑谈。康有为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主张。康有为极力主张剪辫，并且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还举出了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的例子。他请求光绪皇帝在变法之前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变革。
溥仪听庄士敦说辫子没有好处，于是就想把辫子剪掉，旁人一听皇帝要剪辫子，都吓得不敢出声，妃子和宫里的师傅们苦苦相劝，但是溥仪还是亲自动手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还请了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学生头”。
应该说最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是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二十九号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剪去发辫，并且劝告和动员他人剪辫。也有一部分墨守成规迂腐不堪的遗老遗少视发辫为性命，唯恐剪去了会身遭不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主动去剪辫子，一些人被迫被剪辫子，一些人躲藏起来，这场剪辫子运动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叫樊樊山的名士，辛亥革命之后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穿洋装，而樊樊山依然穿着大长袍子，就有人问他现在怎么还穿着满洲服呢，樊樊山反问道：“那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对方回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啊。”樊樊山说：“我这也是外国服啊。”
那时候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游行队里的人都扛着扫帚和扫把。这个意思就是扫除遗风旧习，而这个旧习就是女孩子从小缠足，直到双足畸形，男孩子留辫子。游行的人边走边喊，说以后不给女孩子缠足了，男人也不要在蓄辫子了，因为辫子毫无用处。
一时间，失去辫子的中国人还有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帽子开始时兴起来了。久负盛名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当时盛锡福不分昼夜地大量赶制帽子却仍然供不应求，社会风俗的变化之快，革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时局的剧烈动荡，使大街小巷还出现了不少新奇的“景致”。商家把挂在道路两旁的招牌布幌中的“满”字改成了“新”字，如“满汉全席”、“满汉茶食”改成了“新汉全席”、“新汉茶食”。
剪辫子大军的运动盛况空前，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滥竽充数，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有的趁机敲诈勒索，有的浑水摸鱼。而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整个茶馆门前熙熙攘攘。到此，这条辫子终于被剪掉了。
在上海市郊一幢西式小楼的书房里，几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满腔热血，意气风发。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中，腐败的清廷政府，对内残暴镇压民众，对外丧权辱国。他们一致认为，要走出自己的救国道路，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于是他们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过，牺牲过，甚至被人讥讽唾弃过，但是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的就是那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流芳百世，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等。
由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孙文被迫流亡海外，矢志不移的他继续组建革命政党，徐图再举。他四处奔波筹款。先到纽约、旧金山，后到了加拿大，筹措革命的活动经费。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迹广传海外。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四处搜集报道孙文的报道，对孙文满心敬佩。
当国内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首义告捷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当时还远在美洲，没有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前，孙文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但是当时密电被搁置在行李中，没有及时阅读。几天之后孙文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是才检出密电的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新军有动，请急汇款应急。”孙文本因筹款不够，而回复电文“勿动”，但是当时天色已晚，电文没有发出去。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他自己马上购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占领，欣喜若狂。他立刻奔走美、英、法各国，开展活动，希望等到列强的支援。在国内再三致电催促下，他从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个廉洁政府，总统府就设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就在一处平房内办公，在一座简陋的小楼内居住。正值百废待兴的时刻，政府的财政很紧张，临时政府中上至总统，下至职员都没有多少薪水，只有食宿由政府提供。
孙中山的才华横溢从下面的故事可见一斑。早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很想见见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请人递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片。门卫随即将名片呈上，但是张之洞一瞧名片上的文字就很不高兴，问门卫来者是何人。门卫回答说是一个儒生。张之洞令人拿来纸笔写了一行字，又叫门卫交给孙中山。孙中山拿到纸一看，上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上联，同时也要考考孙中山的“墨水”，看看他能不能对出下联。孙中山只是微微一笑，很快想出了下联，挥笔而就，又请门卫呈给了张之洞。只见上面写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这几个字，不觉暗暗吃惊，此人不能小视，于是忙命门卫打开大门，并且亲自迎接。
孙中山作七言绝句《咏志》：“万象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这首诗曾经作为革命组织的口号和革命人士的联络语，在当时又被人们称作革命歌、起义歌。浅显易懂的口语化风格使此诗极具鼓动性。其中“红羊”一句是有典故的。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让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年，国家就会有祸患发生。这些时间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正是生肖上的羊，于是就有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的灾难，后被人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当时所谓的十年浩劫也始于丙午年。不过在这首诗里，孙中山却是反其意而用之，以“红羊”谐音太平天国领袖“洪”和“杨”，并且宣称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满清的劫运也到来了。
孙中山一生几无长物，但是酷爱读书。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几个中国的留学生看他生活艰苦，吃饭的钱都不够用，几个学生凑了几十英镑送给孙中山用来补贴生活。几天之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学生们来到宿舍门口，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别再敲了，大概今天先生出去了。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女学生说。几个学生正要回去。“等一下儿，我来敲一次试试。”一个男同学说着就用力敲了几下门，孙中山出来开门，并且感到很不好意思地说：“请大家原谅，我正在看书，才听见有人敲门。快请进！”学生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只见地上、床上、桌子上都堆满了新书。学生们在心里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好几十英镑。就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买书呢？”孙中山微笑地答道：“这些书都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十英镑呢！”学生们忙说：“你应该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