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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惊人的假说 [英]弗兰西斯[1].克里克-第41章

小说: 惊人的假说 [英]弗兰西斯[1].克里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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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我们对其合理性的怀疑,我们永远也不会满足于昨日的猜测。我们必须不断地追求,直到形成了关于我们生存的浩瀚宇宙以及我们自身的明了的、合理的图像。
    ①原文为“Dr。 Crick’s Sunday Moming service”,在西方,人们在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做礼拜。教堂的神职人员负责向教徒讲道,本章为全书正文的最后一章,作者在此 总括“惊人的假说”的主要思想。故以做礼拜布道作比喻。——译者注
    ①不客气他说,哲学家通常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更喜爱想像中的实验而不是真实的实验,并认为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用日常用语就足够了。 

'英'弗兰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

关于“自由意志”的跋 
    “意识,意志使它充满活力……”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从许多方面来说,“自由意志”是一个老话题了。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感觉到,通常他们可以自由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律师和神学家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说哲学家对这个问题已失去了兴趣。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几乎从不提及这个问题。那些关心量子测不准原理的少数物理学家和别的科学家,有时猜测不确定性原理也许会是“自由意志的基础。
    1986年以前,我本人还没有注意“自由意志”。当时,我收到老朋友的一封信,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叫卢斯。 里纳尔蒂尼(LuisRinaldini),是一位阿根廷生物化学家。40 年代后期,我与他在剑桥第一次相遇。卢斯和他的夫人现居住在门多萨(Mendoza,阿根廷的一个省城),该城靠近安第斯山脉。一次他来到美国访问期间,想会见一些人,谈谈他的一些想法,当我们在纽约会面时,他告诉我,他与他的朋友在门多萨已经组成一个讨论组,他们对“自由意志”很感兴趣,随后,他写信给我,更详细地谈到这一问题。
    直到那时,我浑然不知我个人关于“自由意志”已有了一种理论。但是。从他谈到的一些方法,我能看出,我的一些思想有别于他。那时我把它写出来,十分简短,我坚信我发现了一些什么,并把它寄给他,整个内容不足三十行。我曾把它给哲学家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看过。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使这个问题的叙述不致于太傻。她十分乐意给予帮助,在词语上加以明晰化,并附加了一些注记,她认为我的想法似乎是合理的。下面的内容就是我寄给卢斯稍加扩充的版本。
    我的第一个假设是:人脑的某个部分与制定进一步行动的计划有关,但不一定执行它,我也假定人可以意识到这个计划,即,至少可以直接回忆起来。
    我的第二个假设是:人不能意识到这部分脑所执行的“计算”过程,而只知道它作出的最终“决定”,也就是计划。当然,这些计算将依赖于这一部分大脑的结构(部分由于进化,部分由于过去的经验),也取决于来自脑其他部分的当时输入。
    我的第三个假定是:执行这个计划或那个计划的决定受到同样的限制。换句话说,人可以直接回忆起决定是什么,但不知道作出这个决定的计算过程,即使可能知道一个计划在进行中。①
    于是,如果这种机器(这是我信中使用的字眼)能像人一样决定自己的行为,即有一个“自身”的映象,那么这种机器看来具有“自由意志”了。
    决策的实际起因可能是十分清楚的(帕特丽夏添加的),即: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却是混沌的。一个非常小的扰动可能造成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由于这一点,输出结果在本质上成为不可预测,所以,使得“意志”看起来似乎是“自由”的。当然,意识活动也可能影响决策机制(帕特丽夏附加的)。
    这样一种机器能够试着解释自己为何作出某种选择(运用内省法),有时会达到正确的结论。而在另一些时候,它将不知不觉,或者更可能进行虚谈,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作出选择的理由。这意味着一定存在着一种虚谈的机制,只要给出一定量的证据,不管它们是否会产生误导,脑的某部分总会得出一个最简单的结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切太容易发生了。
    这就是我的自由意志的理论。显然,它依赖于对意识的理解(这是本书的主要议题)、大脑是如何计划(和执行)行为的以及我们如何进行虚谈,等等。我不知道整本书里是否真的有点儿新东西,尽管这里的某些细节并没有被包括在以前的解释中。
    ***
    在那之后,我心满意足地将事情丢在一边,接着我在纽约会见了卢斯,随后他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拉霍亚(La Jolla),得以同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ehland,帕特丽夏的丈夫)讨论这个问题。我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思考,但是,一旦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发现自己一天到晚在不停地思考着它。
    我想知道“自由意志”可能位于脑的哪个部位。显然,“意识”牵涉到大脑几部分的相互作用,但是,大脑皮层的某个特殊部位应当与其有种特别关系,这个想法不是不合理的。人们可能期望,这部分接收来自感觉系统高级水平的输出,又要馈送到运动系统的高级计划水平。
    在这一点上,我偶然找到了一个有利于我的理论的证据,这就是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及其同事关于一位大脑受损妇女的病例的描述。她受损伤后,表现出对事物没有反应。她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脸上带着警惕的表情。她能用眼睛追随别人,但不能自觉地与人讲话。她对任何提问都不回答,虽然看起来她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她只是用点头加以答复。她用极慢的语调能重复词汇和一些句子。总之,她的反应极其有限,又总是一成不变。
    二个月以后她得到很大程度的康复。她说她以前不能交流,并不感到不安。她能跟上交谈,但她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不开口,她的头脑是“空”的。我马上想到“她失去了意志”!那么,大脑的什么部分受损呢?文献中指出,受损部位靠近波罗德曼(Brodmann)区的24 区(1),在一个叫做“前扣带回”的地方。如果大脑被一切为二,它就位于上顶部的内表面上。我高兴地得知,这部分接收许多来自高级感觉区的输入,又在靠近运动系统的高级水平。
    索尔克研究所的特里·塞吉诺斯基小组在工作周内有多次午茶会。这是讨论最新实验结果的理想场合,比如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只是关于科学、政策和一般新闻的闲聊。我曾参加过一次午茶会,并对帕特丽夏和塞吉诺斯基说,我已经发现了“意志”的部位!它就在“前扣带回”上及它的附近。当我与达马西欧讨论此问题时,我发现他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帮助我补充有关这部分脑区的解剖学上的联系。它与大脑另一侧的对应部分有极强的联系——正如我们所知,尽管裂脑人有两个独立的“意志”(看第十二章),而我们正常情况下只能有单个“意志”在起作用。再则,大脑一侧的这一区域有极强的投射到两侧的聠胝体(运动神经系统的重要部分),这也正是我们从单一意志当中所要预料的结果。的确,这一切看来十分理想。
    过了一段时间,我读了一篇迈克尔·波斯纳(MichaeI Pesner)写文章。在论文中他也提到了一种罕见的病症,由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脑损伤引起的“异己手”症。例如,患者的左手可以活动,做一些十分简单的、刻板的动作,但他却拒绝对此手负责。例如,此手可能自发地抓住放在近旁的某个东西,但有的时候却不能把它放下,不得不用右手把它从东西上拿开,有一位患者发现,他不能用他的意志力使“异己手”放开物体,但如果大声地喊:“放开!”,也许它会把抓住的东西松开。
    那么“异己手”症是什么部位受损呢?又是靠近或正好在前扣带回上(如果“异己手”为左手,那么损伤位于右脑),也可能是胼胝体的相应部分受损,以致于左侧区域发出指令不能到达由受损的右边区域控制的左手。再则,正如第八章提到的,某种选择性过程前扣带回处于活动状态,这可以从这部分血流增加上看出。
    “自由意志”位于或靠近大脑的前扣带裂上,这一想法可能有点新意(1)。实际上,事情可能会更复杂。脑前区的其他部位也可能与其有关联。需要的是更多的动物实验、“异己手”和有关病例的仔细研究,其中首要的是,对视觉意识的神经生物学有更多的了解,并由此增加对其他形式的意识行为的了解。这也是把这些建议附在本书末尾的原因。
    ①邻近的运动附区也被破坏。
    (1)约翰。埃克尔斯爵士先前提出,靠近24区(运动附区)可能是“自由意志”所在。
    ①奥蒂弗雷蒂(Odifreddi)教授对我指出,应当假定,决策与相应行为之间应当有某种一致性。 

'英'弗兰西斯。克里克《惊人的假说》

致谢 
    在著书过程中,我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少数人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的同事克里斯托弗·科赫不仅同我一起发展了这些思想,而且在撰稿的几个阶段都作了详尽的评论。谨以此书献给他。我的校订者,Scribners公司的Barbara Grossman,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使文稿得到相当大的改进。多余的一些材料已果断地删去了,而剩余的部分已作了有说服力的校订,以使它更为清晰易读。书中还有难以阅读的部分,这就是我的过错了。担任十六年之久的我的私人助手,Maria Lang 不仅要一章接一章、一个版本接一个版本地辨认我的手写稿,而且为插图的正确格式及获得合法使用权、为完成办公室必要的各种杂务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要特别感谢他们三位。
    我还要感谢对我的手稿的较早版本提出建议与评论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是Tom Albright, Patricia Churchland,Paul Churchland,Odile crick,Antonio Damasio ,Peter Dayan,Ray Jackendoff,Graeme Mitchison, Read Montague,Leslie Orgel,Piergorgio Odifreddi,V。S。 Ramachandran(Rama),Paul Rhodes,Terry Sejnowski和Dan Voll。他们的评论已使文稿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且消除了很多错误。他们不应对出现的错误负责。
    我还要感谢Jamie Simon,他重新绘制了许多插图及创作了一些新图,还加上了一些简练的注释。
    最后,我的妻子,奥黛尔,能够容忍我接连数月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些困难的问题。没有她爱的支持和理解,这本书根本不会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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